通过推出阅读和研究性学习项目，PEER给学生们提供了学习空间，学生们又放大了空间的学习功能。曹笛说，我们不去定义成功和失败，而是让教育变得开放，并拷问教育还能否赋予人选择的可能性。

｜创办湖南首家枢纽型公益组织，傅强：政社协同、抱团合作才是中国公益的出路

2021年5月17日,王大勇在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开设了一家咖啡店——Apexone。咖啡店于他而言意义重大，“Apexone是保山小粒咖啡、中国精品咖啡在一线城市的第一个窗口。”Apexone

—｜叶正猛专栏｜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关系漫说｜晓更基金会五周年，李红：设置社会议题，推动社会影响力

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笔者日前作了一篇《慈善or公益：戏说、趣说与正说》，“说说”慈善和公益的区别，重点部分在“正说”，摘录词典、相关法律、教科书和专家学者对慈善与公益区分的阐述。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我们从中定有感悟和领会。对于慈善与公益的辨析，专家学者一般认为，慈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慈善指传统慈善，广义慈善指包括公益事业在内的现代慈善。或者表述为，大慈善指的是超越传统慈善的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总和。还有学者将慈善分为“前现代慈善”和“现代慈善”，指向是基本相同的。现代慈善基本相同于公益。因此，人们一般争议的慈善与公益的区别，实质上多指传统（狭义）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区别（“现代公益”可以径直表述为“公益”）。如此，我们可否从专家学者的论述中，梳理出关于慈善与公益关系的一些头绪来呢？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基本关系，刘国宏等《公益、金融与善经济》书中讲得言简意赅：“总的来说，公益不等于慈善，慈善产生公益，公益源于慈善。”我们也可表述为，传统慈善是现代公益的前身，现代公益是传统慈善的发展。传统慈善并不等于已经过时，被定义为狭义慈善，现在依然方兴未艾；公益是现代的词语，但公益理念不只现代才有。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在本质上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则开展利他性的活动，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关系，体现了人类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利他行为的形态有所不同，在逐渐发展，逐渐提升，逐渐创新，直至近现代得到了升维。正如杨团研究员所说：“从内涵上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慈善与公益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内部的不同层级。”有的研究者将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关系分析得很深奥，提出：“现代公益事业，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制度化、常规化、规模化、理性化、功能多元化等新特点，具有科学性、开放性、普惠性、平等性、创新性等新特性。”一口气讲了九个“化”、五个“性”，对于我们实务人员来说，似乎难以理会。不是说“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很简单，可以发现新规律”吗？我们应该找出显著的特征，弄清基本的逻辑。从发展、提升、创新的角度来看，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有三条基本的、显而易见的线索：第一，对象越众越是“公益”。这一条是最基本特征。从传统慈善到公益，是受益对象越来越众多，再加上一个限定条件——“非特定对象”。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说得简单明了：“慈善是针对少数人受益的有限的行为，而公益则是针对大多数人受益而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受益的慈善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慈善事业”定义为：“……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而公益，首先是“公共受益”，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资源，提供公益产品、服务。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将数学的计算运用到道德主体身上，提出了一个“善的量”的概念。他主张，德性是善的量与享受的人数和乘积。评价一个行为的德性大小，视这一行为所影响的人数及所产生的幸福程度而定。李小云教授说：“慈善的爱心是狭隘的，公益的爱心是广阔的。”第二，外延越广越是“公益”。传统慈善基本内容是针对人，如宫蒲光会长所说，狭义慈善是指怜悯、同情和帮助弱势群体；或者再加上一些非典型慈善的“放生”行动，这是传统慈善的内容。现代公益则不局限于弱势群体、也不局限于人，行善的内容在扩展。不仅从帮助弱势群体扩展到为公众提供公益资源、公益产品，扩展到助力社会事业发展，而且从帮助人扩展到动物保护，扩展到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形象地说，利他之“他”并不止于“他”，也包括“它”。《慈善法》列举了六个方面，内容很广，说的是现代慈善，是公益。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的“趣说”例举乔家大院是（狭义）慈善，“美家大院”是公益；诺贝尔的施舍是（狭义）慈善，诺贝尔基金是公益。意在形象地说明这个区别。《中国慈善家》最近刊登一篇报道《十年，他让一个“不靠谱”的公益项目惠及600万乡村儿童》，介绍公益人李丰做公益项目：免费为乡村孩子提供芭蕾、管弦乐等高雅艺术教育。之所以戏称其“不靠谱”，是因为这种公益的“外延”，离一般人认知的狭义慈善已经很远了。第三，方法越新越是“公益”。《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慈善事业”的另一层含义为：“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周秋光教授《中国慈善简史》写道：“传统慈善机构开展慈善活动虽说有多种多样，却不外乎济贫助困、赈灾救荒两大类，且多为款物接济。”总之方法比较单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教育进步，为慈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笔者曾提出，现代公益为慈善资源加持了整合之效、组织之劳、创新之功、智慧之力、科技之能……。其方法越来越新、越来越多、越来越综合，增值提效，作用显著。例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例举曹雪芹作《废艺斋集稿》，帮助残疾人，便不是财物施舍，史学家称之为“以艺济人”。时下互联网公益、金融公益等等，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这些一定不属传统慈善的范畴。2010年笔者随徐永光老师赴英国考察公益慈善，拜访了著名社会企业家迈克尔·诺顿，他向我们介绍自己公益著作《365种改变世界的方法》，回国后我们新湖公司捐款资助翻译出版。该书记载全世界365个（实际366个）公益案例。真可谓“苟日新，日日新”，脑洞大开，思出常格，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公益方法。方法创新，使传统的施舍提升为赋能。从“授人以鱼”重点转向“授人以渔”，从济困解难重点转向引领摆脱困境之路。赋能，不是简单施舍，不仅仅是传统慈善的给钱给物。给资金、物品，是必要的，也算赋能，但更重要的赋能是给思路，出方案，帮技术，找市场，创环境等等。赋能既可用“缺什么补什么”的老办法，更要用“赋什么‘能’什么”的新思路，就是通过赋能，帮助挖潜力，生成新动能。郭虹研究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赋权增能”。方法创新与综合，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如李小云教授所说，是“带有机制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于1907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五种伟大的礼物”。他在文中解释了慈善和公益的区别，他认为，慈善满足了个体需要，而公益则是要创造和支持人们摆脱困境的机会和机制。除了三条线索之外，当然还有其它线索可以讨论。例如有学者提出从主体角度区分，认为“慈善与公益另外还有一个区别，慈善只是民间的，公益可以是民间的、可以是政府的。”慈善史专家周秋光则认为，传统慈善有官办慈善，这早有论证。宫蒲光会长也认为“中国官办慈善代代相承”。本文回避这一争论。结合传统慈善文化，我们欣喜发现，对应这三条线索，我国古代有三个重要公益理念。说明现代公益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实践的升维具有实在的传统文化基础。（一）在对象上——“博施济众”在仁爱、帮助他人中，“博施济众”是最高境界。这命题是孔子高足子贡提出的。《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孔子认为，这“博施济众”是仁爱得以发挥的最高体现，已经达到“圣”的境界了。但孔子同时觉得“博施济众”很难，尧舜也难以做到。孔子另一处也说过：“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回答了为什么“尧舜其犹病诸”，是因为尧舜时期经济条件差：“夫博施者，非圣人之所欲？顾其养有不赡尔。”（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想要做的吗？只是由于圣人自己用来养民的东西不足。）而子贡是中国第一个儒商，积累了大量财富，慈善的底气足了、眼界大了。南怀瑾先生针对上述这一段说：“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南先生不是研究社会学的，但他注意到这个命题理念超前、已经具有“公益”的属性：“……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在那个时代子贡有这个愿望，从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二）在外延上——“民胞物与”宋代大儒张载认为君子不可只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而要以心忧天下的情怀去关心民众的疾苦，真正去做，去实践。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下，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的著名的《西铭》一文，从宇宙论的高度诠释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民万物生存价值的实现作为最高价值的追求。“民胞物与”蕴含深刻哲学思想，单取慈善外延角度分析，张载提出“尊高年”“慈孤弱”，关爱“疲癃、残疾、惸独、鳏寡”，又把弱势群体延伸到万民，把万民延伸到万物。季羡林先生提到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认为，“民”绝不局限于中国人民，而包括了全世界人民；“物”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可见，外延很广，很“公益”。韦政通教授这样评价道：“《西铭》全文最可贵的是因为它表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人之所以能有这种精神，是基于‘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天人一本的形上肯定。”（三）在方法上——“授人以渔”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是传统慈善跃升到现代公益的一个重要标志。授人以渔，即是基于慈善方法的创新性、多样性、综合性。“授人以渔”，出处目前没有确切的考证。网络上有不少标注出自老子、淮南子，实属无稽。专家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民间俗语。应该说，民间共同价值观念，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一个新颖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我们传承传统慈善文化，不仅要重视“主流”的思想、经典的论述，也要传承、发扬民间慈善理念的“优秀部分”，彰显其在当代的价值。思路转变、方法创新，能够促进慈善公益升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渔”怎么“授”，有好多文章可做，笔者曾以新湖公益在脱贫攻坚中的案例，作过分解——激人以“欲”，提高扶助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授人以渔，传授摆脱困境方法；助人以“具”，抓住关键，资助工具，引导产业发展；供人以“麯”，以发酵之用的酒麯为喻，帮助启动资金；解人之“惧”，解决产业发展后市场、价格风险的后顾之忧；导人以“渠”，指导产业门路、就业门路，等等。这些方面的作用都远远超越了传统慈善施舍财物的功用，旨在产生“机会和机制”，是“赋权增能”。

｜创办湖南首家枢纽型公益组织，傅强：政社协同、抱团合作才是中国公益的出路

作者简介：王慧，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监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监事等。为多家公益组织、世界五百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法律服务。出版个人专著《并非如此—慈善公益法律实务》，个人公众号“沐一时光”。《慈善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除了捐赠货币，捐赠人还可以捐赠包括实物、知识产权等在内的有形和无形财产。慈善公益实践中除了货币捐赠，较为常见的是实物捐赠。近年来，实物捐赠中艺术品捐赠已经逐渐成为常见捐赠品类。与其他捐赠物品不同的是，艺术品因其本身价值判断具有复杂性、较强的专业性，故如何妥善确定捐赠价值、公开捐赠信息等成为受赠方面临的实践难题。本文涉及绘画作品捐赠咨询，通过此案例和读者分享画作捐赠应如何妥善确定捐赠价格、公开相关捐赠信息。客户咨询一位画家希望向基金会捐赠自己的画作，该画作曾在国内外公开展览并获奖项，以往作品的拍卖价格曾达到几十万元。基金会咨询律师，画作如何确定捐赠价格？如果不能确定价格，基金会接受画作捐赠应该怎么处理？信息公开时能否直接写实物捐赠？律师回复一、绘画捐赠确定捐赠价格的法律依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下文称：《民非制度》）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明确了对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的入账方式，具体如下：

撰文｜陈越光编者按：本文是陈越光先生2021年11月为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的著作《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所作序言。该书未能如期出版，经作者同意序言现于刊出。在序言中，陈越光从“一个学者在公益事业推进中的角色自觉”出发，就金锦萍教授的公共事件的评论发声、立法与政策建议等方面，为以公益为志业的行动者提供专业支撑——而这种专业支撑，不仅体现在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思维发展上，即透过批判性思维体现一个学者的责任自觉。2015年11月，我在一个公益项目的评审会上，与同为外部专家的金锦萍相识。6年来，赞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一往无前：常常据理力争，有时出语犀利，偶尔恃才傲物，总是无所谋、无所求、率性较真。她堂堂一个北大法学院副教授，花如此多时间精力参与社会组织治理、沉浸式地深入各种公益活动和事件，实在难能可贵。当代中国公益人文选“传一文存”选编出版《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作者、编者约我写序，便欣然应允，以下是我的一孔之见求教于读者吧。《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大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2016年以来公益慈善领域一些热点事件的评论，二是对公益慈善相关法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探讨和建议。作者的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而我想谈的是这两个方向工作的意义，以及一个学者在公益事业推进中的角色自觉。从一个侧面看，公益领域常常给人“事多”的感觉，纷乱错杂的思潮，喧嚣一时的事件，昙花一现的人物……是的，公益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指向，“问题”就像苍天一样覆盖着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功与失败自然构成此起彼伏的事件之潮，事件中的争执之声也必然喧嚣不已，成功的好汉、失败的英雄、贪婪的丑角、抢风头和蹭热度的各色人等也会让人目不暇接。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公益领域的特有现象，而是社会演化的常态，关键是，我们如何在事件的经历中积累经验？我们如何在教训的体验中提升认知，赢得对未来行动的共识？至少有两项前提性的工作：一是事件当时要有第三方的发声。当事双方或多方的声音已然是事件的组成部分，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听得见的沉默——一种无声的态度，而第三方的当时之声一旦缺失就永无存在。二是要让事件有记录，可追溯，能积累，这才有可能在公共记忆中积淀经验。金锦萍对公益慈善领域热点事件的评论，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过程中的声音。对当时的舆情引流，她有以专业为锚的理性定位；对历史的经验积累，她有基于原始记录的事件梳理。金锦萍这方面工作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期待相关行业性组织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发力。《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中关于慈善法规方面的文字，展现了她和相关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实践主体的讨论、咨询和互动，而这也是公益慈善领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托克维尔曾提出塑造公共事务与塑造公共观念两种进程的关系命题

｜专访非虚构作家袁凌：记录底层人，参与公益，都是我人生的安放

撰文｜叶正猛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经常听到有慈善公益专家告诫，什么是慈善？什么是公益？不要“傻傻分不清”。问题是不仅有“傻傻分不清”，连聪明人也常常分不清。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更有专家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为题发文作辨析，指出定义的复杂性。以至于一直有人在讨论解说，“公说婆说”。几天前还有清华大学教授发表文章《什么是公益？》。笔者亦感这个问题有趣，手头有点素材，突发奇想，作一个“慈善or公益：戏说、趣说与正说”。孔子曰：“巽与之言，能无说乎?”（《论语·子罕》）《辜鸿铭说论语》的翻译是：“假如用寓言的方式和人说话，对方可能很愿意听你讲故事。”据此似乎可以认为，孔子在点拨“正说”（“法语之言”）的同时，是赞同“戏说”“趣说”的，呵。笔者首先非常同意宫蒲光会长对慈善作狭义、广义之分。他认为，以扶弱济困为目的的传统慈善，是狭义慈善；包括公益事业在内的现代慈善是广义慈善。本文“戏说”“趣说”中的慈善均指狭义慈善。

｜王慧专栏｜村民进入基金会管理的自然保护区受伤，基金会是否担责？

撰文｜张威威编辑｜陈言2023年5月20日，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将在武汉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被誉为“中国公益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开到了第八年。过去几年，中国公益上演了“弯道超车”，99公益日、95公益周等活动的成功举办让互联网公益在中国得以迅速普及。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行业开始思考：中国公益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凸显中国公益的全球比较优势是什么？有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借鉴的中国样本？

撰文｜叶正猛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慈善管理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内卷，是时下热门网络词。公益慈善是关乎民生的特殊事业，同样要提高“警惕”，防内卷。公益慈善如何防内卷？正如《东周列国志》中一首诗所写，“有力无心空负力，有心无力枉劳心。若还心力齐齐到，涸海移山孰敢禁！”因此，我们要知行合一，用心用力，心力齐到，收获真果。

作者简介：王慧，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监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监事等。为多家公益组织、世界五百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法律服务。出版个人专著《并非如此—慈善公益法律实务》，个人公众号“沐一时光”。公益慈善项目的执行往往有多方参与，如果不能正确协调明确各参与方的权责边界，当参与一方遭受损害时，慈善组织可能因此承担侵权责任并面临舆论风险。现以某基金会的咨询为例向读者展示，开展公益项目如果涉及第三方时，如何判断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并降低公益活动中自身的法律风险。此文所涉案例是清明节村民上山采野茶时，基金会如何防范村民被伤后基金会承担法律责任，即野茶采摘季，基金会如何既做公益、行善事，同时做好自我“防护”。通过这个案例期望相关人士能对慈善活动可能涉及的侵权责任有更多认知。

作者简介：王慧，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监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监事等。为多家公益组织、世界五百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法律服务。出版个人专著《并非如此—慈善公益法律实务》，个人公众号“沐一时光”。公益实践中，非公募基金会不能进行公募是一个常识。但在公益项目设计中，这个常识会像万花筒一样变化成各种状态。如何在项目设计各种变化中避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同时又能实现公益募捐的最大化效益，以下案例咨询较为典型，对大家理解非公募基金会定向募捐或有启发。律师在回复中，结合法律规定对项目设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法律建议。希望此案例能让相关人士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定向募捐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真切的体受，实践中对法律规定吃进骨子后灵活运用。以下案例咨询由王慧律师团体完成并提供。

｜先行者、改革者和教育者，肖兴萍：公益是我的责任，更是我毕生所爱

2专业沉淀王奕鸥对这个比她小10岁，她眼里的“小孩儿”特别放心。“她本身是一个效率特别高，能力和行动力都很强的人。有什么想法，很快就会落到行动上，带着大家一起冲。”

撰文｜叶正猛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记得2021年杭州有一个公益慈善峰会，主题很新颖——“长三角公益慈善的‘共’与‘通’”。

撰文｜张琢36岁本命年意外怀孕，崔峤说老天爷对她太好了。出生于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书法家崔学路，她四岁开始学习颜体，七岁获得全国少年儿童书法大赛一等奖。艺术影响与自由个性紧密相连，少年时，她曾独自旅行两个月，成年之后到德国留学工作，更是全世界说走就走。她和爱人早就约定好了，自由第一，不要孩子。真的怀孕后，她考虑了三天，她想这一定是老天给她的一个讯号，如同一扇门，通往更多的平行世界。崔峤之前在国际机构、文化艺术行业工作，一直浸染在艺术的圈子里，有了孩子之后，她变了，考虑问题的角度马上不一样了。多元开放的价值观、未来社会的创新性在何处？家庭角色、社会公平、相对自由、教育环境应该如何选择？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次，她明白什么是更加纯粹的“无私”，什么是不求回报的“分享”。这些观察与思考，让她离公益的本源自然贴近。2012年，她还是国内一流艺术机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副馆长，创造了一年举办600多场艺术公众教育活动的行业神话。获奖众多，她却选择离职，希望贡献更多的能量，建设不一样的艺术机构：更贴近人、融入生活、构建公共空间，和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者交流，发挥更长远的社会价值与创新力。2013年，她受邀加入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担任理事长。接受《社会创新家》专访，她说，当代艺术基金会就是她的第二个孩子。1让每个孩子成为自信表达的主体一提到艺术，很多人联想到的都是高雅、脱俗、遥不可及的，更不会把它和公益联系到一起。很多人认为艺术与公益这两件事情不搭边，艺术就是自娱自乐，做艺术公益也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崔峤告诉《社会创新家》，类似的观点是她担任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基金会一直倡导艺术和社会一样，都是以人为本，了解真我、击穿人心，每个人都可以自我洞察、勇敢表达、参与对话。大家发现自我理想与热爱所在，才能一起发挥艺术公益的社会价值。”2003年，崔峤从社会艺术发达的德国回国，了解了国内艺术发展情况之后，她发现，大众普遍对艺术有距离感，艺术教育多流于表面，一周一两次的美术课，画画、唱歌、学乐器，在学校外，家庭、社区也缺乏艺术氛围，而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甚至基础的艺术课都无法满足。艺术美育要从娃娃抓起，她和她的团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6年，作为国内首个关注儿童就医环境改善的公益项目，当代艺术基金会联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通过近一年的项目实施，对医院儿科门诊大厅的墙绘、儿童游乐区、医护人员服装进行全方位的设计与改造，创造了一个对孩子、父母、医护人员舒适、友好的就医空间。项目改造后的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诊室多年来，基金会一直想为美育更加欠缺的乡村儿童做些什么，但崔峤和基金会的团队却对这个群体格外谨慎，他们希望避免苦情公益的模式，而且从团队的背景与经验来看，他们对乡村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新冠疫情前，他们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国外，曾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合作。新冠疫情暴发，问题似乎愈发严重，乡村孩子的教育资源原本就不多，疫情又阻挡了更多外部资源的进入。崔峤想，他们是时候去提供支持，发生改变。2020年，当代艺术基金会迎来了与乡村建设者、“碧山计划”发起人左靖的合作机会。当时左靖正在河南省焦作市大南坡村尝试新一轮的乡村改造，空间生产、文化生产是他乡村建设工作的重点，同时，他也看重乡村基础教育，尤其是美育的重要性。作为当代艺术基金会长期的合作伙伴，这一次，他们联合发起“大南坡儿童美育计划”。大南坡是样子普普通通的中原村落。四十年前，这里有十几处煤井，曾经辉煌，随着“由黑转绿”口号的提出，经济急速下滑，2014年，沦为省级深度贫困村。村子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在学校，他们的美术课由文化课老师兼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课，更没有美术课所需要的材料工具。当代艺术基金会更多的是想培养学生的个性表达与艺术创作，他们邀请广州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定期驻扎在村子里，并联合电影导演、街舞工作室、隋建国艺术基金会等机构开设儿童STEAM课程活动，包括艺术、自然美学、电影、街舞、家乡美学读本等。基金会还专门成立了慈善信托，专项支持该项目的长期发展，鼓励学生认识自我、观察生活、勇敢表达。大南坡儿童与小河、五条人乐队的“南坡秋兴”演出孩子们布置的展厅植物和凳子“老师，我想知道别人为什么来到大南坡？想知道他们眼中的大南坡是什么样？”在一次电影工作坊上，一位学生的发言赋予青年导演黄骥灵感。她发起以“我眼中的家乡”为主题的影像任务，学生第一次当起了记者、摄影师、剪辑师，去街头巷尾采访：“你来大南坡看到这些建筑有什么感受？”“你对大南坡的发展有哪些建议？”学生们独立制作的七分钟短片《为什么来大南坡》在村子里放映，被观众称为“这是南坡秋兴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美术课上，学生们以大地为画板，在太阳下，勾勒出自己的影子；有的学生在门帘上创作出一幅“全家福”，有自家的院子、房屋、麦地、大树、家人；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画了一幅“心目中的房子”，竟与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设计的一个知名建筑作品惊人相似，著名建筑师穆威看到后，连发了六个“！”。“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我们想做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画画和音乐，更是让每个孩子成为表达的主体。”崔峤对《社会创新家》说。项目开展一年后，当代艺术基金会收到了大南坡小学校长的来信：“乡村从来就不缺少美，这里的孩子对此很熟悉，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自然沟通，怎么去表达他们所看见的美。在驻地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或描摹形状，或涂抹色彩，来告诉人们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是多么的缤纷多彩。”

2022年适逢长江商学院创办20周年。20年里，长江商学院始终走在商学院的社会价值教育和推动的最前沿，是商学院的社会价值的开创者、探索者和构建者。“无公益，不长江”已经内化成为一种长江人的精神。公益学时，商业向善实践课程，长江公益奖，公益第一课，公益奖学金，创新公益项目与实践，均是为生长出这种精神所作的努力。长江商学院透过推动商学院社会价值教育，进而推动企业的社会价值实践与创新。如今，企业的社会价值创新已经蔚然成风，蓬勃发展。这是崭新的时代发展之“势”。可以预见，商学教育理念将会持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商学教育之“道”更需社会价值来提升与完善。《无公益，不长江：商学院的社会价值2022》是长江商学院出版的第五本案例集。我们邀请了长江商学院的教授、知名学者、企业家、公益领袖和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一道，共同探讨商学院的社会价值教育和对企业社会价值推动，展现时代内在逻辑发展之变和外在创新之力。引言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面向未来，长江商学院将一手重视培养“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一手重视社会创新，为全球培养更为重视社会责任的新一代企业家，为应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及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序言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各位企业家更是可以想想：在企业跟社区之间，老板同雇员之间，相关同行之间，怎么样彼此协调，在某些限度的时间、方式、分寸之下，大家共同计划，形成一个相对的小循环。《无公益，不长江：商学院的社会价值2022》包括以下五大篇章。第一章商学院社会价值的的思想内涵阎爱民长江商学院代理院长、管理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企业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之变企业正在实现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之变。企业家追求社会价值过程中，会逐渐触动灵魂，更加由衷、主动的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长江商学院拥有丰富的教育和校友资源，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融合起来，衍生出更多的社会价值，这是长江商学院重要的使命。朱睿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ESG及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监事因义而利，商业向善“因义而利”，义(社会价值)是目标，利(经济价值)是后续自然而然会来的事情。希望“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这门实践课程变成基于长江，起于长江，但不限于长江，使更多有识之士汇聚到这个平台上，一起来推动中国商业向善。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价值创新可持续的方法是创造共享价值企业从事社会创新，从全球趋势来看，一个可持续的方法是创造共享价值，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达成一个平衡。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允许企业自由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价值当我们强调社会创新、社会价值时，应当认识到，不同企业能够自由选择发展目标，这本身也是一个很高意义上的社会价值。第二章企业如何创造社会价值李逸飞长江商学院DBA4期、EMBA21期校友第七届长江公益奖年度公益影响力人物获得者三七互娱创始人、董事长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主席带入企业成功要素实现社会价值共创企业的经济价值应该与社会价值并重。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价值的创造；企业对社会价值的探索，反过来又能贡献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魏雪长江商学院EMBA13期校友、隽永首期班校友第七届长江公益奖年度公益影响力人物获得者TCL科技集团副总裁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华萌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将科技赋予向善的力量就会产生温度把科技赋予向善的力量的时候，就会产生温度。希望用科技的力量去创造出充满温度的人间，同时也让受助人感受到科技的强大和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第三章公益与商业社会创新的融合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社会创新五部曲企业的社会创新与公益组织的社会创新应该融合起来。社会创新可以分为五部曲：公益铺路、商业跟进、规模化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丘仲辉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爱德基金会理事长公益与商业融合是重大社会创新重在科学有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定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企业在其中是一个重要主体，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与价值，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承担社会责任。第四章长江公益生与商学院社会价值的融合长江商学院自2002年创办以来，持续不断提供公益奖学金支持公益行业领导者就读，公益奖学金已涵盖企业家学者项目、EMBA、MBA所有学位项目，迄今为止已有近百位公益行业领袖汇入长江，与企业家群体一道，推动社会创新。第五章年度长江公益项目（第七届长江公益奖获奖项目）草方格公益项目以一见方的种植，守护莫高窟草方格作为一项经大面积实践验证的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治理沙漠化手段，被广泛应用在西部沙漠化地区的治沙事业当中，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一项技术和一群长江戈友的“化学反应”，兼具了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双重价值。通过有效的传播和动员，让更多人感受到草方格与长江商学院以及戈壁挑战赛在价值观和理念层面的契合度，不仅捐赠资金，更投入了感情和心力，让更多人开始真正关注和陪伴支持当地的治沙事业，实现了接力与传承。案例点评直面真问题，持续发挥价值，塑造公益文化。——张伯驹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苔花开”乡村美育教师成长计划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苔花开”项目聚焦农村教育的核心薄弱环节，坚持“造血”目标，逐步形成围绕乡村儿童美育教育提升的四个系列项目，包括“乡村校长领航、乡村美育教师成长、乡村美育教研培力、乡村美育活动支持”，透过系统化支持，全方位推动乡村小学美育教育发展，使农村儿童获得平等的美育教育机会和资源，促进其全面发展。截至2022年3月，项目已为广东省内10

（应采访人要求，丽雅、小卓为化名）（文内爱佑童心项目受助儿童图片，爱佑慈善基金会已获其肖像使用授权）—

｜桂馨基金会樊英：解决乡村教育真问题，做有根的乡村公益

2011年5月，白永强加入中国狮子联会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北京狮子会）。2020年5月，在新冠疫情突发的一年里，他竞选成为北京狮子会第二副主任。此后两年，他顺利当选并担任第一副主任、主任。

—｜曹军：为了儿子就业，他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桂馨基金会樊英：解决乡村教育真问题，做有根的乡村公益｜观察｜女权主义者在表达什么？｜小红花捐赠超1.82亿朵，99公益日促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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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光：草根公益组织筹款应回归公益本身｜99公益日观察｜金锦萍：公共性平台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无我”｜耿向顺：一个大凉山斜杠青年的公益路

贾西津：公益股东人大会是为了帮助公众在公益参与深度上实现递进。“股东”这个概念源自于企业，天然带有“权利”的含义，提出“股东人”的观念，就是希望捐赠人不仅仅是出了钱，还要体现他的参与、他的权利。

《社会创新家》：2015年腾讯开始发起“99公益日”,满天星公益在参与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与体验？许多草根组织反映越来越难筹款，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社会创新家》：在经济下行、疫情持续冲击之下，很多公益组织把“99公益日”当作是筹款的救命稻草，过度依赖“99公益日”，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应该把“99公益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合适？

▏招聘|《社会创新家》找人▏公益十年，项先冬：相比改变世界，公益更是改变自己▏关掉公司转做公益，清华人骆斌：激发孩子自主学习，破解乡村教育死局

▏招聘|《社会创新家》找人▏公益十年，项先冬：相比改变世界，公益更是改变自己▏关掉公司转做公益，清华人骆斌：激发孩子自主学习，破解乡村教育死局▏腾讯公益数字人才开放计划启动第一期报名

招聘记者《社会创新家》找人《社会创新家》秉持“创新力，建设力”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报道社会创新的行动者和思想者，让公众看到坚守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更美好的多元力量，推动社会创新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始终坚持做社会创新家的同道者、伴行者和支持者。01岗位职责01负责公益与社会创新人物的报道。02负责选题的策划、采访与撰稿。03参与专题文集与书籍的策划创作。02任职条件01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物写作者，阅读过一定数量的人物特稿及传记作品。02对公益与社会创新有热情，阅读过《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等专业书籍。03文笔好，有作品。03联系方式01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02有意者请发简历至：hywh06@163.comEND—

END（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至今，骆斌在乡村的教育创新探索，距离影响主流乡村教育还差得远。他深感教育公益之“难”，“单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行”，骆斌期望有更多人能投身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中，“真正解决乡村教育落后的问题。”

—▏何嫄：女性困境背后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失灵▏用合唱点亮乡村，李克梅：公益是做正确的事，让社会更公正▏大爱清尘秘书长窦璐：公益是志业，投入了我对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汤敏：相向而行——商业向善与善业向商

6日晚，诗人余秀华在直播时与男友杨槠策激烈争吵，疑似遭遇暴力对待，随后余秀华发微博称被杨槠策“抽了上百个耳光”，表示并不是第一次被家暴，此前曾被杨储策掐脖子、打骂。7日上午，余秀华在采访中表示，杨槠策经常对自己施暴，目前两人已分居，她很担心会遭到伴侣报复。7日下午，杨槠策最新回应家暴余秀华，“能把爱她的人逼着打人，是我的错吗？”经由余秀华被家暴事件，家暴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不少网友疑惑，余秀华不只被家暴一次，为何不早就离开？当家暴受害者终于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谈论自己被家暴时，总有一个问题反复砸向受害者，人们疑惑：为什么家暴受害者不离开？疑惑之下，似乎暗含受害者并不无辜，也在与家暴者合谋，共同造成自己的不幸。然而，这种暗自责备受害者的言论，正源于对家庭暴力的无知。家庭暴力区别其他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家庭暴力循环（domestic

撰文/浮琪琪今日，唐山多名男子在烧烤店暴打多名女子事件引发热议，目前唐山警方通报已锁定嫌疑人，公安部门正抓捕嫌疑人。这一事件在社会共愤中将女性的安全与权益问题再次提到社会公共议程中。人们还没有忘记2022年开年引爆舆论的“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如此轰动背后，与近些年发酵已久的女性主义思潮不无相关。回看过去几年，每年都有激起舆论热议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事件。比如2021年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调侃男性被网暴恐吓；2020年网红博主拉姆遭前夫纵火去世；2019年仿妆艺人宇芽公开控诉男友家暴；2018年席卷中国抗议性骚扰的“MeToo”运动等等，还有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女性权益的公共事件。身处其中可以感受到，女性主义已经出圈，从中国女权主义者群体走向广大范围的互联网大众。越来越多人性别意识觉醒，开始关注女性，从女性角度审视、反思周遭的一切，为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性发声，积极捍卫女性权益。女性主义思潮涌动，但也产生很多误解、分歧与矛盾，女性群体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也在不断撕裂，性别对立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雷区。何为理想的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角度如何思考女性的处境？女性主义又如何弥合群体之间的裂缝？《社会创新家》专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何嫄。她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并于2018年获得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近年来因感受到社会议题的迫切需求，将性别也纳入研究重点，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性别议题的推动。（何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1简单说“女性崛起”忽略了女性生命的复杂性《社会创新家》：近几年很多人感受到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女权主义思潮涌动，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女权主义崛起。什么是中国女权主义?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女权主义？为什么这几年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思潮变化？甚至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动。何嫄：中国女权主义有自己的发展脉络。董一格老师曾梳理过几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秋瑾、何殷震、梁启超那样的一批社会改良家最早将女性权利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占主流，一些女性走出家庭，有自己的社会角色；1949年共产革命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出现妇联这样的体制内机构；1980年代之后，社会上出现女记者、女教师、女律师等，女性形成广泛的社会连接，甚至参与建立NGO。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关心女性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正式被国家官方认可，可以在体制以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此后，女权主义开始积极推动反家暴、生育权利、农村女性权利、国际合作等议题。而在西方，女权主义也经历了几波浪潮：19世纪末，西方女性发起了以争取政治权利，尤其是投票权和受教育权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波女权运动；二战以后，第二波女权主义将女性的平等诉求拓展到了文化层面，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终于能将性和生育分开，掀起了一次性解放运动，很多人将这个年代称为“the

撰文/浮琪琪中国合唱童话县，从推动到实现，李克梅用了十年。湖南省安仁县，它曾是省级贫困县，如今得了这一颇具梦幻色彩的名字。这个地处湘东罗霄山脉的小县城，以校园合唱艺术为名，山城童声起伏，不再沉寂。带来改变的是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德清基金会”）发起人李克梅。在安仁县，几乎没有教师、校长不认识李克梅，她在这里推动合唱教育普及十年，见证了合唱给乡村、学校、孩子带来的深刻变化。合唱教育不仅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形式，更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的社会工程。“合唱本质上是为培养一个有素质的公民，帮助社会变得更公正美好。”李克梅对《社会创新家》说。李克梅,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发起人1合唱教育下沉村小尽管被称为“创一代”，先生是三一集团总裁，李克梅与大众眼里的“企业家夫人”形象相距甚远，反而对公益、乡村情有独钟。早在2004年，李克梅与先生唐修国发起德清公益，面向乡村学生从事资助公益。浸润乡村十多年，2016年，夫妻二人又发起成立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公益方向从学生资助转向合唱教育。以合唱为公益切入点，这一转向在公益领域独树一帜。以合唱为媒，源于李克梅个人的独特眼光与志趣。妹妹李卫英还记得，从小家里歌声萦绕，“姐姐们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洪湖水’，唱京剧，爸爸锻炼身体时也会唱歌……家里气氛非常快乐。”李卫英是李克梅的胞妹，也是德清基金会的副秘书长，长期参与一线执行工作。越贴近乡村，她越体会到，乡村缺的不是物质，而是向内心注入快乐与力量的美的教育。在一次校长座谈会上，有校长直言当下学校最大问题是死气沉沉。孩子们闷闷的，连读书都不想大声。在乡村，孩子们大多属于留守儿童，性格内敛，怕见生人。溆浦县校长座谈会看重艺术陶冶人心的力量，李克梅希望音乐可以培养孩子的感知力与表达力。在她主导下，德清基金会联合发起“快乐合唱3+1”项目，将合唱教育引进18个县/区的学校课堂上。“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有质量的音乐教育，这是我们亏欠他们的。”李克梅对《社会创新家

撰文/汤敏近期总能听到校友们、朋友们提到关于商业向善的话题，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善业这个领域有不短的实践，也有不少企业界的朋友，想听听我的看法。当然，我从五六年前在商学院上课时就听到了商业向善的概念，这几年概念和实践都更加深入。比如企业如何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去践行无纸化办公，实现低碳环保；如何在采购原材料时倾斜给绿色环保的企业；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减少对社会贫富差距、增加绿色环保。因此，从实操层面看，商业向善的主体更多是企业家，企业家除了纳税、提供就业等传统形式回馈社会之外，又深入到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去了。但客观说，企业的商业向善行为仍旧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力所能及的领域，对于企业而言仍旧是一个边角料的工作。企业的核心使命，仍旧是活下去创造利润，如果某一天企业活不下去了，同时给予企业向恶但能活下去的合法渠道，绝大企业会选择向恶而活。虽然听起来很残忍，但现实的确如此，企业的核心使命是有利润才能活下去，商业向善是他们的额外使命。当活下去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的理性选择是抛弃向善。当然，我们不希望社会给企业家制造这样艰难的抉择，让他们很好地活着，才能力所能及游刃有余地向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商业向善能解决非常深刻或全局的善业问题，毕竟是力所能及、毕竟是边缘使命，所以商业向善解决的社会问题通常呈现出局部性、片断性和表面性。比如减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比如吸纳了多少残疾人就业，但很难形成社会问题解决制度性解决方案或者模式性解决方案，形成具有根除性的意义。那这个时候需要思考另一个角度的互补，那就是善业向商，如果说商业向善的主体是企业家，那么，善业向商的主体应该是公益家。如果说广大商学院培养学员广泛寻找商业向善的路径，那么不多的公益学院应该培养的是善业向商的路径，而不是跟随商学院去搞商业向善，这是丢了本位的。为什么说善业向商的本位这么稀缺和重要呢？原因在于公益家们的存在获得比企业家们更多的社会支持，不管是杯水车薪的社会捐助，还是因公益家占领道德制高点所获得企业家难以企及的荣誉，公益家的善业内核是对社会的承诺。而这一点企业家们是不需要向社会标榜，同时企业家们也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无偿支持甚至捐助。我想这一点，企业家和公益家的使命内核和社会承诺差异讲得差不多了。尽管有善业内核的公益家有使命、有承诺要去解决制度性地、全局性地、模式性地解决些深刻的社会问题，比如如何构建体系全局性地缓解城乡教育落差、如何体系性地缓解农村留守老人的互助网络、如何推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自治能力，这些社会议题就充满了全局性，甚至很难直观地发现市场价值。这也就导致大量公益家只能抱着自己的远大社会理想，靠着偶然几个政府或者捐赠人的慷慨，艰难并不可持续地熬着，用句通俗的话讲，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操着卖白粉的心干着卖白菜的事。发自内心讲，倾佩这种志存高远的公益家情怀，也正是有这种不完全从世俗驱动的内因，最终成就了千古留名的佳话与成就，只是这样的几率的确异常之小，也蔚为艰难。所以，我想提的是这些志存高远、怀揣远大社会抱负的公益家们，多一些向商的思维和能力，这也正是我提出善业向商的原因。客观说，商业向善一墙之隔，但善业向商却是千难万阻。首先，善业向商想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就非常困难，正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领域没钱可挣，才让他成为了大家遗弃下来的社会问题，公益家要从找到微薄商机活下来，的确非常困难。市场问题的商业模式自然会诱发市场的供需双方自动撮合为交易，社会问题的商业模式则很难让某个主体站出来主动买单，不论是政府还是慈善家甚至弱势群体，他们在为社会问题买单时的意愿大都是不积极的。因此，善业向商要如何开发出买单模式，激发买单积极性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这正是善业向商特别艰难的地方。我这些年的探索，让我有些微心得来这里交流点善业向商的体会。首先，认识到一个社会问题溃烂到社会灾难，受害最大的群体仍是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组织起来的社会，化解社会问题的主体责任仍旧该回到社会，我个人为，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而是由政府、企业和广大个人共同构成的社会是主体责任，因为一旦社会崩溃，受害最大同样是社会。回到最基层的一个小的社会细胞，比如一所小学，大家觉得，如果这个学校的教育越来越烂、越来越不出人才，最大的损失是谁？是当地的教育局局长么？是该村的书记么？最大的损失是住在这个村里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孩子还是没孩子，这个村不出人才，这个村的命运就只有堕落，所以解决这个村教育困境的社会问题的责任主体是这些村民，不是马云，不是政府，也不是乡贤。明白了这个逻辑，就能找到如何让社会团结起来为社会问题买单的逻辑，有了可持续的买单模式，善业向商的可持续路径才行得通。怎么把不同级别的社会组织起来形成购买主体呢？那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模式：众筹。其实，众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传统社会里收人头费修路搭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工分修水库就是典型意义的众筹，这些事件中，政府、乡贤起的作用仍旧也只是组织和牵头作用，而不是主体作用，主体作用是社会成员众筹完成的。早些年，当互联网众筹在国内开始实践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大家更多把他用在了商业领域的众筹活动，比如股权众筹、消费众筹等等。但大大忽略一个领域就是面向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众筹，即便有像水滴筹这样针对大病社会问题的众筹平台，但面向社会更多深刻问题、持久问题的众筹平台仍是空白，比如面向基础教育振兴的公益众筹平台，面向乡村养老的公益众筹平台等等。只有不同社会主体的力量汇聚起来，才能持续深刻地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就好像只有把某所学校的校友会建立起来，才能持续地缓解基础教育的关爱问题，只有把广大群众的工分收集起来，政府才能把水库修好。只有通过公益众筹把社会主体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合力汇聚起来，成为主体买单方，政府、慈善家们才会成为跟随买单方，这样善业向商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广。总结起来，商业向善更多针对的是企业家内部生产经营的向善改良，力争尽善尽美，但相对不会超出企业生产经营边界，保持力所能及的心态。善业向商更多针对公益家们向外公益众筹社会成员的合力，进而带动政府、慈善家们，成为善业向商的付费者、买单方，形成不同垂直领域的善业向商机会，比如基础教育领域、养老领域、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等各个领域的垂直善业向商平台。商业向善与善业向商本质上无高下之分，从不同的角度、使命和商业模式，来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这都是企业家和公益家想长久发展必须兼顾的两个维度。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互补的意义更符合世间的规律。（作者系古村之友&爱乡宝科技创始人）

撰文/叶正猛（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模式，一直以来有一个标准和通行的“二分法”，分为运作型和资助型两种。2011年中国资助型基金会刚刚兴起之时，《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表醒目的文章《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运作型还是资助型?》。“一手筹钱一手运作项目，被称为运作型基金会；筹完钱后长并非自己直接运作项目，而是资助基层组织或草根组织去运作的，被称为资助型基金会。“我们新湖公益，运行27年，对此似乎很难“对号入座”。新湖自公司成立之初的1995年开始慈善公益，2018年成立新湖慈善基金会，前后人员、理念、方法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前期我们尚没有“入道”，并不知有运作型和资助型的运行模式；之后，以我们的实践，感到现成的鞋子并不适足。我们既不是纯运作型，也不是纯资助型。多年实施公益项目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合作”。在善达网作的“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中，我曾说，我们是“合作中有运作，运作中有合作。”先举个例子，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特大地震，新湖出资5000万，在刚成立的中华儿慈会设立“玉树地震孤儿救助基金”，重点实施“百名地震孤儿成长救助行动”，将102名2到17岁的孤儿安置在北京抚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全部自己运行，我们没有足够人手；如果说是资助，我们也不是一捐了之，而是带着我们的意愿和思路，与儿慈会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实施项目。前期，一起设计项目，我们也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工作；中期，第一批孩子考入大学，学习、生活费用全无着落，我们决定对项目作延伸，在新湖公司内发起“爱心接力”行动，员工“一对一”、“多对一”与孩子结对，资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后期，针对之后将有大批孩子集中上大学，我们发动员工一次性捐款，并与光大信托合作，研究、设立富于创新的专项慈善信托，保证其后所有孩子的大学费用。这个项目已经实施十二年，待最后一批孩子大学毕业，将长达十六年。在跨成长周期我们全程介入，出资、出智也出力，与儿慈会一路配合默契，持续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效果为重。运作型基金会所有项目都需要亲力亲为，全程自力策划、运营、管理；资助型基金会，要对申请资助的团队和项目进行全面的遴选，并对点多面广的项目施行全方位监管。而我们作为单一企业设立的基金会，人员十分精简，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人力难以全部承受的。同时如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陆波所说“纯粹的资助型基金会，很多时候，无法做到与社会现实合拍，因为不在一线，会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希望能直接参与，要有实际“作”、“为”。我们不拘一格去试用自己的运行形式，致力于联合在专门领域有能力优势、具有创新精神的公益伙伴，以高效协作为手段，尝试公益慈善资源配置的新途径，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运行风格。我们姑名之为“合作型”。概要地说，“合作型基金会”基本特征是，以“资”以本，以“智”加持，与“优”合作。大体上，资金主要由基金会支出安排，项目实施以基金会的思路为主，保持基金会工作的系统性，体现基金会及其发起企业的价值理念；寻找优秀公益组织、团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放大成功概率；自身始终参与运行、实践。总之，吸收了运作型、资助型两种模式的长处，既身体力行，保持主导性；又聚合优势公益资源，讲求高效性。把“合作型”基金会做好，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第一，自身实力是“合作型”的基础。基金会需要有一定的自身资金实力、发起企业的经济实力和二者的文化实力。实力是成事基础，实力是合作要件。“合作型”讲求优势互补，实力是基金会一方用以“互补”的主要化合元素。第二，统筹协调是“合作型”的核心。基金会需要贯彻自身的公益理念，实施自己的主打公益项目，着力进行项目统筹、协调。坚持成效与价值导向，以“智”加持，统筹方案，协调分工，把握进程，管控资金，取得政府支持，引入监测评估，借助外部宣传，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等等。基金会的项目总体上要拿在自己手里，恒大集团扶贫项目被层层转包，一些资助型项目因鞭长莫及疏于管理而变味，其后果都是很不堪的。第三，优势互补是“合作型”关键。基金会需要寻找项目涉及领域的优秀组织、团队，不仅仅解决自身“人头、人手”问题，更是借力“人才、人物”，与他们差异性经验合作，与他们运作力合作，与他们执行力合作，合力促进公益项目升级提档，做实创优。第四，灵活多样是“合作型”的捷径。基金会需要着眼于最终成效，切合实际，在合作对象、方法、途径、比重、时限各方面，因地因时因项目性质，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便利有效。

撰文/浮琪琪“戴上眼镜后，她一下子靠在椅背上，整个人放松了，眼泪就流下来了”，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亮视野”）创始人兼CEO吴斐如此形容清华大学一位听障学生戴上AR字幕眼镜的反应。字幕眼镜利用双目光波导AR技术和智能AI语音技术，将声音实时转为镜片上的字幕，听障者戴上眼镜，用阅读字幕的方式提升交流体验。这款字幕眼镜是AR（增强现实）科技在无障碍领域的一次创新应用，也是亮亮视野八年来的“集大成之作”，彰显了这家AR行业拓荒公司的“看家本领”，也凝结了吴斐创业八年的心血与“科技向善”的理念。“科技的发心是止于至善，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吴斐对《社会创新家》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吴斐1从“拓荒”到“头部”和许多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一样，吴斐是典型的理工男，喜好钻研技术。技术于他，如同足球于巴西平民窟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源泉，是人生的礼物。自然而然地，经历英国留学、多家技术公司任职后，37岁那一年，吴斐离开前东家联想，投身2014年正火热的AR潮流。“创业的初衷是对技术的热爱，不创业我一定会有遗憾。”吴斐回忆。那一年，创业成功、出任猎豹移动公司CEO的傅盛将当年自己的创业之地，位于东大桥的旧办公室让与吴斐。在这里，吴斐组建了几十个人的初创团队，每天只做两件事——思考和讨论，反复论证AR的可应用场景和公司的商业模式，“状态特别嗨。”每天下午四点，这群理工男中断讨论，一起比赛平板支撑，第一名从5分钟延至20分钟。吴斐便是那位20分钟选手，“考验的不是能力，而是意志力。”只用了五个月，团队便生产出第一款AR眼镜。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火热的AR更多停留在技术概念层面，具体可落地的场景与市场并不清晰。这一点劝退了不少AR追逐者，面对这一挑战，吴斐的应对显得有些笨拙。吴斐每天都要外出拜访各行各业的客户，不分大小企业，与客户深度聊天，研究其所处行业的场景与需求。这极度消耗体力脑力，吴斐累得每天灌两瓶红牛勉力支撑。看似笨拙的方法却卓有成效，吴斐深聊了上千个客户，经过大量行业调研和场景研究，团队找准了AR眼镜可以应用的方向：面向B端，面向公安、海关、制造业、航空、工业能源、汽车、园区等场景。本质上，AR眼镜不只是一副眼镜，而是第一视角交互产品，是一套信息智能辅助工具，在融入场景与流程的过程中为人赋能。譬如，亮亮视野生产的AR眼镜被应用于警务安防、飞机巡检、制造业运维等场景，辅助提升工作效能。从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面向B端的AR眼镜进入规模商业化阶段，每月迎来大批量商务采购。如今，亮亮视野已从行业拓荒者成为行业头部公司，为国内多个行业提供基于场景的产品与软硬件解决方案。2021年11月，在疫情以来资本愈发谨慎、标的愈发稀少的氛围下，亮亮视野获得C1轮1亿元战略投资。疫情反而凸显了亮亮视野的价值，“疫情一来都要远程，更多人知道AR真的解决问题。”融资之后，吴斐将继续在产品研发上发力。2成于“本分”互联网流传一个“飞猪理论”——“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AR曾是众人追逐的风口。几年过去，讲故事的泡沫不少，持续深耕并有所产出的并不多。蓝驰创投投资董事总经理曹巍一直在寻找AR行业的好公司。在做行业研究过程中，他筛掉很多讲故事的公司，最终选择投资亮亮视野。“整个团队在底层技术方面有非常扎实的积累，不断深挖用户需求和场景痛点，特别务实。”在曹巍看来，这是亮亮视野秀于同行的价值所在。吴斐心知肚明，他很清楚何为亮亮视野的立身之本。在他看来，公司价值背后的生命线，是做对了一件事——本分。相比科技、互联网行业常见的各种华丽“心经”，这一回答显得尤其不性感。“天雨虽宽不润无根草，佛法无边只渡有缘人。机会来临时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你必须提前扎稳底盘。”吴斐要做一家坚守本分的公司，他所理解的本分是深度扎入场景，敏锐捕捉需求，实现AR的价值和技术突破。而所谓价值，意味着解决场景的刚需问题，“不是泡沫不是噱头，这样你心里才有底。”

“不要害怕全新的领域。”灵感是一种风险。这意味着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去探索那些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作为一种练习，我每天至少要找出一件超出我舒适区的事情。有一次我和Noah

—▏中国还有多少个“小花梅”？▏夺冠女足&徐州八孩母亲：她们就是我们▏律师：反思徐州“八孩母亲事件”，首要打击“买方市场”▏刘思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代已经分崩离析

撰文/浮琪琪21世纪已过去两个十年。回溯1999年年末全球庆祝千禧年的光景，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信息爆炸开放的时代充满憧憬，期盼新时代一切都是崭新、有光的。然而，我们看到，过去的两个十年，并非预期般向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潮，国际政治变幻莫测，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创新遭遇瓶颈，文化割裂对立，疫情绵延不绝，战争猝然爆发……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特征，复杂多元的社会情绪、社会思潮裹挟人前进，身处其中的我们焦虑、冲突、撕裂、抑郁……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些变化寓意着什么？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定力和方向？《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思达。他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任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1分崩离析的世界与梦想《社会创新家》：疫情两年多了，你觉得这场疫情对现代世界及生活其中的人们，真正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刘思达：我2020年底给《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流不动的现代性》，认为曾经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个病毒肆虐、政治两极分化、排外情绪高涨的年代流不动了。如今来看，当时自己还是过于乐观了，这次疫情所带来的并不只是短暂的停滞。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疫情，最常见的是讨论感染、死亡的数字，讨论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疫情对人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讨论。过去两年多的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生有与他人交流、互动的需求，这种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肢体语言和在互动中所建立的信任和联结是无法被网络取代的。我在加拿大上了近两年的网课，前段时间才慢慢恢复线下授课。我第一次当面见到已经在视频上认识很久的学生时，居然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虚拟世界里看到的那些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吗？疫情将人们封闭起来，缺乏社群的联结和相互支持，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除此之外，疫情还打破了现代人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预期。按福柯的说法，现代人的生活是被“规训”的，每个人每天的日程都很忙，对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很确定，现代人的生活高度依赖这种预期性，这对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转都非常重要。而疫情期间，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能不能出门，能不能买到菜，甚至不知道何时身边的世界就不运转了。人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社会的基本预期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次疫情也让我很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什么能磨灭人对自由的向往。疫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自由都受到了许多限制，为了公共利益和健康被迫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被迫放弃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这些限制的，但守规矩并不代表你不渴望更自由的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总是有度的，如果到了让人觉得没法生活下去的限度，即使再强大的国家、再严格的社区执行力，人也是会受不了的。在守规矩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也必须尊重每个人对个体自由的向往。《社会创新家》：提到规训，疫情期间确实感到身处各种规训中，觉得很不自由。刘思达：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提到的规训，是人被规训了，变得很听话，但不知道是谁规训的你，也看不见权力到底在哪里。这种规训与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不一样，不是韦伯或马克思所谓的强制压迫的概念，而是一种弥散的、看不见的规训。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健康码，就更像是这种弥散性的规训，权力隐藏在技术后面，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疫情前期加拿大政府花费几千万开发了一个类似健康码的App，但不强制使用，实际上用的人很少，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后来又出台了一个疫苗护照来进行管制，但只持续了几个月，疫情缓解后疫苗护照也马上被取消了。类似这样的管控措施，应该是疫情期间的一个临时性的东西，是所谓“紧急性权力”（emergency

撰文/浮琪琪没有人料到，入职不到四年，窦璐就被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大爱清尘）理事会任命为秘书长。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专任理事长，走向幕后。1994年出生的窦璐，从大爱清尘政策研究员迅速成长为公益界少有的年轻女性领导者。为什么是她？“有坚定的人道主义信仰，能力非常突出，工作拼命。”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说。窦璐忙于应对新身份带来的挑战与压力，思考的是如何推动政策以提高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福祉。尘肺病问题并不新鲜，更不贴近现代都市生活。在旁观者看来，窦璐似乎正站在一艘慢慢下沉的大船上。“即便如此，只要有我在，这船就不能沉。”窦璐说。窦璐，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1“社会大舞台”与大爱清尘的很多同事一样，窦璐是被王克勤“鼓动”过来的。2014年，一次讲座中，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的窦璐，被王克勤的演说打动，报名成为大爱清尘的志愿者。2015年暑期，她跟随王克勤前往湖南清塘铺镇入户调研，第一次闯进尘肺病笼罩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那些患病的家庭，如同吸引苦难的容器，一个接一个，“麻绳专挑细处断”。在清塘铺镇待了十几天，返程路上，听到收音机正播报热闹的都市日常，窦璐感到恍惚，“这两个世界差距这么大吗”？第二年，窦路毕业，回到家乡天津，入职大剧院成为一名戏剧制作人，每天忙着与各方接洽，淹没在成堆的Excel表格里。王克勤不时向她发出工作邀请。窦璐还记得，大爱清尘的工作人员在香港做调研时，每天住宿是五六十元的标准，“完全符合公益人穷苦的形象”。剧院的工作令窦璐感到意志消磨，逐渐丧失对社会的感知，她开始怀念大学那个关心社会、思考形而上问题的自己。犹疑之际，王克勤游说她，“你想做一个真正的戏剧导演，那社会就是最大的舞台啊。”怀着体验“社会大舞台”的心情，窦璐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加入大爱清尘。因为学习能力突出，窦璐被安排负责尘肺病的政策研究与推动，这是大爱清尘最核心的事项。在具体的尘肺病救援与预防之外，大爱清尘的终极目标是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尘肺病农民工如何获得医疗与生活保障。由于与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合同，尘肺病病发后，农民工无法获得合同工享有的职业病认定和工伤保障待遇。这意味着，尘肺病农民工无法享受全额医疗和伤残津贴，他们不得不独自承担高额医疗费，逐渐丧失劳动力，将自己与整个家庭一同拖入深渊。据窦璐调研，在尘肺病救治方面，香港有成熟的参照体例，政府设置尘肺病救助专项基金委员会来扶助尘肺病患者生活。这也是大爱清尘努力的方向，推动政府出台专项保障制度，保障尘肺病农民工基本的医疗与生活。每次入村调研，看到窦璐和同事穿着大爱清尘的马甲，村里人乌央地涌过来，向他们倾诉困难，询问政策。窦璐还记得一位尘肺病农民工的叹息，“他说，人家都是劳动致富，我是劳动致贫。”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社会经济腾飞做出大量贡献的人，现在却要他们独自背负代价，“像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从志愿者算起，窦璐参与了大爱清尘八年来的尘肺病政策研究和推动，撰写了五本研究白皮书，多次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操刀尘肺病建议案。王克勤称她为“国内尘肺病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没有人比她更了解的，她比我更权威，上到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也说‘小窦是我的智囊啊，在尘肺病问题研究方面很全面很深刻’。”2从有人负责托底，到一切自己扛出任秘书长，窦璐面对的挑战，比想象得更大。她全盘负责筹款、项目与管理。王克勤曾形容窦璐“一看就不是能做筹款的”。她不擅长推介，一度排斥谈钱。面对短板，窦璐找不同的人请教，花时间补课。她告诉《社会创新家》：“我必须做好很多不是喜欢但是需要做的事，只要服务于最终的理想，我是有干劲儿的。”大爱清尘负责志愿服务的同事形容她“处女座追求完美，对自己下得去手”，加班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态。在大爱清尘参与抗疫期间，窦璐犯了腰间盘突出，无法久坐。业务“上道儿”后，窦璐意识到，秘书长不只是单纯的称呼变化或业务变化，更多是整个人的状态变化：从有人负责托底，到一切自己扛。执掌机构后，窦璐更理解王克勤身上那些显得“固执”甚至“独断”的部分。她不再奢求每个决策都完全正确，而是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确定性”。“过强的不确定性对机构伤害更大，大家没法儿跟你一起干。”增强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对机构造成多方位的改变。窦璐调整了机构的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不再是纯粹的“和和气气”，她更就事论事，也更直言不讳，比以往与同事打成一片的窦璐更“冷酷”“强硬”甚至“不近人情”。她再也无法打“王克勤牌”来推托异议与不满，也无法面面俱到，照顾每个人的感受。2021年，窦璐在大爱清尘内部首次搭建信息化系统，开创性地引进互联网公司盛行的OKR制度。她提醒自己，要坚定，被人喜欢没那么重要，机构好了大家才能好。尽管如此，在处理意见分歧时，窦璐还是比较“怂”，不像王克勤说一不二，更倾向“聊”出一致性。为保证大爱清尘的多元民主氛围，窦璐在会议室设置一个“吐槽箱”，任何人都可以匿名投纸条，就机构事项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同事们眼里，窦璐与王克勤相辅相成，关系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王克勤具备作为机构开创者的领袖气质，在同事们看来，正是他的“独断”“冒进”“激愤”，才带领大爱清尘存续至今。而窦璐，作为接班人，既在核心理念上与创始人一脉相承，同时又具备新生代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质。窦璐记不清与王克勤吵过多少次，他们时常在一间小办公室吵到外间的同事们鸦雀无声。“他出生于1964年，我出生于1994年，没有分歧才见鬼了！”窦璐形容王克勤是仗剑走天涯的人，为社会不公而激愤，而她则更为谨慎。很多时候，窦璐有意“拦”着王克勤讲话，唯恐言论为机构带来风险。而在联系政府部门、向特定对象募款时，窦璐对王克勤从“往回拉”变成“往外推”，“这些事儿上他比较‘怵’”。谈到与窦璐的分歧与争吵，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笑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脾气和性格，还能有作为吗？”在与王克勤互动的过程中，窦璐学会了如何“向上管理”，“软硬兼施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备受瞩目，罪恶令人触目惊心。无数人期盼真相与正义的到来。该事件引发了关于拐卖妇女的深入讨论。在国际认知中，人口拐卖、拐骗、收买、运送等等，均视为人口贩运。这是一个古老又罪恶的社会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拐卖被打击削弱，但1970年代、1980年代初以后，以拐卖妇女儿童为重点的人口买卖问题日益突出，成为1990年代的一大社会问题。关于人口拐卖，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王金玲所长曾出版专著《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对30余年来中国的人口拐卖拐骗重点流出和流出地、流经和流经地、流入和流入地背景与特征等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以下为书中部分研究结论。1被拐卖者从哪儿来？01

安妮安妮，北京仰信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海淀区律师协会巾帼律师团成员近日，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从法律上来说，是否应当修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