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女权主义者在表达什么？

Original 黄昀晴社会创新家 2022-12-09

撰文| 黄昀晴

编者按：美国时间10月1日，“刘强东明州事件”迎来转折性结果，Jingyao诉刘强东性侵民事案庭前协议结案。长达4年的司法诉讼进程，引发长时间持续关注，在Jingyao背后，则是广泛的女权主义者的坚定支持。这也是近年来在众多事件中的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以及现代文明的价值表达。当然，关于女权主义者，其本身也引发了诸多价值激荡与冲突，如何认识和理解这种激荡与冲突呢？
在一次次对危及女性生命安全的性别暴力的讨论之中，我们都会看见长期存在的、一成不变的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和反女权者面对女性声音的“应激反应”。反女权者发明了一些词来概括他们看到的怪象，进而扩大这些词的范围，反复用在每一个他们不认可的观点上，不仅从不愿意真正倾听女性的声音，反思每个人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下受到的压迫，讨论每一种想法和实践的可能性，还利用这些简单的标签，抑制抗争的呼喊。
因此笔者挑选了部分较为典型的污名和说辞尝试进行回应，在反反复复的说明解释之后，我们或许依然需要反反复复的说明解释。

（本文作者黄昀晴）

女权主义是境外势力？

成体系的女权主义思潮和女权主义理论最早的确是产生于西方，中国女权主义的兴起最早也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启发和影响，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在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需要和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吸收和比较，女权主义也不例外。并且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近百年，至今仍然在方方面面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这就说明了女权主义在中国是有其适用性，并且在一定程度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和经验的。

吊诡的是，前两年对中国女权主义的污名，在于称呼其为“中华田园女权”，与“中华田园犬”谐音，也表明了“中华田园女权”是和“中华田园犬”一样属于中国本土特有的产物，和“境外势力”的污名完美地抵触了。不过，“境外势力”和“中华田园女权”的两种污名化称谓恰恰表明了，中国女权主义既有外来的部分，也有扎根于本土的部分，这是中国女权主义，也是世界各地女权主义，甚至是任何一种思潮在任何一地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生发的现象。

遇见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同的声音，便将自己放在“境外势力”的对立面，如此粗暴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安全的，也是“正确”的，但这种做法，实际上表现了自身潜在的巨大恐惧，而这正植根于对自身文化极大的不自信，也反应出中国人面对中西权力差异的焦虑，一边高喊着文化自信，一边闭塞自己，只能使自己被越来越大的焦虑裹挟。不可否认，女权主义内部存在着许多分歧，而女权主义也不是一种完美的事物，只有给女权主义敞亮的讨论与行动空间，才能够在讨论与行动中使女权主义不断发展，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女权主义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是实现性别平等，因此会被女权主义伤害与攻击的对象，便是长久以来压迫着女性，也禁锢着男性的父权文化与体制，对此感到恐惧的，只会是那些固守着压迫人的父权文化与体制的僵尸。

指出性别维度

是在挑起性别对立？

使用“性别对立”一词的人并未给出“性别对立”的定义，但当有人指出某一事件中存在的性别维度，以性别视角来看待问题时，“性别对立”的指责就一定会出现。一个能够引起举国震惊的事件，绝对并非只能从某一维度进行解读和分析，性别视角是其中一种。上文指出，女权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性别平等，而不提倡以“平权主义”代替“女权主义”的原因就在于，在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中，大部分的压迫是仅针对女性的，因此，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给予女性应有的权利，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必经之路，女性也需要以不断发声、批评、抗争来使自己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以“平权”“人权”等看似中立客观的词语否定“女权”，只是在已有的压迫中进一步抹杀女性之为女性的存在。

同样的，在反对以性别视角看问题的声浪中，有一种声音在于不断强调“这是人权问题”，然而“人”是可以按照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阶级等等分为不同的群体的，每一群体都有其特定的经验，每一个群体的声音都应该被发现。因此，“挑起性别对立”这样的帽子扣在女权主义头上时，就已经是在蛮力阻止女性发声了，更何况有些被冠以“挑起性别对立”之名的言论离女权主义甚远，一个段子、一声质疑、一句感叹，都有可能被指责为是在挑起性别对立。女权主义的敌人，并非生理性别意义上的男性个体或群体，而是父权制的文化和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权主义与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确是对立的，但却不是对称的，女权主义的追求不是性别置换版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就是对立的。

女权主义反对的其中一点就是性别本质主义（如女的就是xxx），不论是波伏娃的《第二性》还是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都表明了人的社会性别是后天构建而成的，且心理学研究也认为，人的性别并非位于坐标轴两端彼此对立的存在，女权主义绝非意将二元性别叙述下的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相反，持性别二元观点与性别本质主义想法的，即真正制造出“性别对立”的，恰恰是父权制及其拥护者。

当然，有不少男性会觉得，互联网上有太多针对男性群体的无差别攻击言论，作为体认男性群体的一员，男性朋友们会感到委屈、愤怒、不解，难道这还不算是挑起性别对立吗？但在男性朋友们委屈愤怒不解的同时，请意识到，你们已经获得了女性生活体验卡一张，如果无法依靠天然的共情能力去代入女性的生活，无法利用理性与良知去理解女性的愤怒与恐惧的话，那么请珍惜每一次这样的女性生活体验，这不失为实现性别团结，消弭性别对立的好机会。

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

女权就是在没事找事？

推动性别平等进程的第一步，在于承认性别不平等现状，可惜的是，反女权者并不认同这一点。化用上期采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何嫄的文章，当反女权者说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的时候，大概率不会指女性的经济状况整体超过男性、女性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女性已经实现了婚育自主、女性拥有更公平的职场环境、女性能够拿跟男性一样多的退休工资、女性不用背负家庭负担而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因为上述这些方面，在中国远未实现。那么反女权者所谓的中国女性“地位很高”，究竟高在哪里呢？

这自然绕不开反女权者对“田园女权”的发明了。田园女权最大的“罪行”在于所谓“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由此更衍生除了“只有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女性才是真女权”的谬论。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相互对称的两个概念，权利更不是履行义务后的报酬，反女权者是深谙这一点的，因为在他们的叙述中，杰出女性为社会作出贡献后，她们的声誉和地位似乎只属于她们自己，并未落在整个女性群体上，但男性个体却可以以男性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更多为由，来要求保护男性个体“娶老婆的权利”，同时对男性能够在教育、职场、家庭等方方面面拥有更多特权而缄口不言。对田园女权的攻击也绕不开对天价彩礼的声讨，但关于彩礼背后是物化女性的深刻传统，还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和母职惩罚的补偿的讨论，却发生在女权主义内部。

此外，2020年韩国作家孙雅兰在一次演讲中就说到，男性在婚恋过程中承担更多经济付出的规则，是由男性定下的。当女性在无法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无法实现与男性同工同酬，无法规避社会上的性别歧视时，女性反而被认为“没有赚钱能力”，但男性却又为自己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而叫苦，这真是让女性不知如何自处了。反女权者在天价彩礼的问题上选择无视整体的性别环境，无视女性是否有婚恋自主，无视已婚女性的家庭内劳动是否得到认可，就像他们认为只有以作出贡献为筹码来打破性别偏见的女性才是“真女权”，而无视且隐瞒性别偏见的由来和现状。

另外，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女性地位最高的时代，所以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女权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声音忽视了上个世纪末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女性劳动力在父权制与市场化的双重压迫下成为“劣等劳动力”，而造成女性被迫回家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女性地位的一次倒退。退一万步说，即便在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当下女性地位的确有所提高，但这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已经实现、女权主义运动就可以不需要再继续、为争取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的历史就可以被抹去了呢？

还是有好男人的？

每当性别暴力的事件发生时，就会有不少男性的第一反应，是与这些施暴者割席，并高声呼喊“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

但在现实中，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暴力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暴力的发生恰恰是针对性别的，女性对男性的恐惧和提防也是真实存在，并且难以消解的，女性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在所有男性中精准筛选出“坏人”，再有针对性地表达自己的恐惧呢？女性当然知道人的坏没有性别，但暴力却是有性别之分的，为此感到委屈的男性，只是在与施暴者割席，却舍不得与拥有特权的男性群体割席，这样做只是将施暴者“开除男籍”，从而否定了这些暴力是针对性别的，而作为体认男性群体的男人们也就获得了身为“好男人”的安全感。

但这种安全感是虚无的，如果男人们不能抛弃自己对男性群体的认同感，女性一日无法摆脱对性别暴力的恐惧，男性也一日无法获得“好男人”的验证。因此与其发出毫无意义的声明，不如认真且虚心地感受女性的恐惧从何而来，认真地反思父权社会是如何将厌女渗透在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到极致的。

男人应该保护女人？

“男人保护女人”这句话首先肯定了男人在女人面前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否则何来保护一说？其次这句话也肯定了女人是面临危险的，但女人面临的危险从何而来，什么样的危险又是只针对女人的呢？自然是来自男人的危险。因此这句话成立的前提在于女性会遭受来自男性的伤害，这样一句看似十分倾向女性、爱护女性的话里，充斥着的是深深的性别偏见和自大傲慢，同时也是对有毒的男子气概的不断肯定与强调。女性需要的是看见、听见、尊重和平等，所谓的“保护”，不过是掩盖一切性别歧视、偏见和暴力的遮羞布。

结语

当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与性别有关的讨论之后，还需要确认某某事件是否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时，这无疑是令人感到十分沮丧的，但如果这些话我们一定需要循环往复地讲，那么这些循环往复中一定也有突出重围的力量。

女权主义的出现和兴起，是父权制已弊端尽显的必然结果，也是加速父权制消亡的利器，打破看似平稳的环境令人感到痛苦，但此处我想借用刘小样的话：“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我们也想在知道以后，再大胆地继续往前走。END

（黄昀晴，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硕士研究生）

— 更多内容 —

｜小红花捐赠超1.82亿朵，99公益日促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

｜99公益日观察｜专访贾西津：走向深度、常规化、行业化

｜99公益日观察| 梁海光：草根公益组织筹款应回归公益本身

｜99公益日观察｜金锦萍：公共性平台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