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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猛专栏|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关系漫说

叶正猛 社会创新家
2024-08-25






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


笔者日前作了一篇《慈善or公益:戏说、趣说与正说》,“说说”慈善和公益的区别,重点部分在“正说”,摘录词典、相关法律、教科书和专家学者对慈善与公益区分的阐述。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我们从中定有感悟和领会。


对于慈善与公益的辨析,专家学者一般认为,慈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慈善指传统慈善,广义慈善指包括公益事业在内的现代慈善。或者表述为,大慈善指的是超越传统慈善的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总和。还有学者将慈善分为“前现代慈善”和“现代慈善”,指向是基本相同的。现代慈善基本相同于公益。因此,人们一般争议的慈善与公益的区别,实质上多指传统(狭义)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区别(“现代公益”可以径直表述为“公益”)。如此,我们可否从专家学者的论述中,梳理出关于慈善与公益关系的一些头绪来呢?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基本关系,刘国宏等《公益、金融与善经济》书中讲得言简意赅:“总的来说,公益不等于慈善,慈善产生公益,公益源于慈善。”我们也可表述为,传统慈善是现代公益的前身,现代公益是传统慈善的发展。传统慈善并不等于已经过时,被定义为狭义慈善,现在依然方兴未艾;公益是现代的词语,但公益理念不只现代才有。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在本质上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则开展利他性的活动,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关系,体现了人类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利他行为的形态有所不同,在逐渐发展,逐渐提升,逐渐创新,直至近现代得到了升维。正如杨团研究员所说:“从内涵上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慈善与公益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内部的不同层级。”


有的研究者将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关系分析得很深奥,提出:“现代公益事业,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制度化、常规化、规模化、理性化、功能多元化等新特点,具有科学性、开放性、普惠性、平等性、创新性等新特性。”一口气讲了九个“化”、五个“性”,对于我们实务人员来说,似乎难以理会。不是说“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很简单,可以发现新规律”吗?我们应该找出显著的特征,弄清基本的逻辑。


从发展、提升、创新的角度来看,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有三条基本的、显而易见的线索:


第一,对象越众越是“公益”。


这一条是最基本特征。从传统慈善到公益,是受益对象越来越众多,再加上一个限定条件——“非特定对象”。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说得简单明了:“慈善是针对少数人受益的有限的行为,而公益则是针对大多数人受益而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受益的慈善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慈善事业”定义为:“……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而公益,首先是“公共受益”,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资源,提供公益产品、服务。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将数学的计算运用到道德主体身上,提出了一个“善的量”的概念。他主张,德性是善的量与享受的人数和乘积。评价一个行为的德性大小,视这一行为所影响的人数及所产生的幸福程度而定。李小云教授说:“慈善的爱心是狭隘的,公益的爱心是广阔的。”


第二,外延越广越是“公益”。


传统慈善基本内容是针对人,如宫蒲光会长所说,狭义慈善是指怜悯、同情和帮助弱势群体;或者再加上一些非典型慈善的“放生”行动,这是传统慈善的内容。现代公益则不局限于弱势群体、也不局限于人,行善的内容在扩展。不仅从帮助弱势群体扩展到为公众提供公益资源、公益产品,扩展到助力社会事业发展,而且从帮助人扩展到动物保护,扩展到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形象地说,利他之“他”并不止于“他”,也包括“它”。《慈善法》列举了六个方面,内容很广,说的是现代慈善,是公益。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的“趣说”例举乔家大院是(狭义)慈善,“美家大院”是公益;诺贝尔的施舍是(狭义)慈善,诺贝尔基金是公益。意在形象地说明这个区别。《中国慈善家》最近刊登一篇报道《十年,他让一个“不靠谱”的公益项目惠及600万乡村儿童》,介绍公益人李丰做公益项目:免费为乡村孩子提供芭蕾、管弦乐等高雅艺术教育。之所以戏称其“不靠谱”,是因为这种公益的“外延”,离一般人认知的狭义慈善已经很远了。


第三,方法越新越是“公益”。


《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慈善事业”的另一层含义为:“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周秋光教授《中国慈善简史》写道:“传统慈善机构开展慈善活动虽说有多种多样,却不外乎济贫助困、赈灾救荒两大类,且多为款物接济。”总之方法比较单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教育进步,为慈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笔者曾提出,现代公益为慈善资源加持了整合之效、组织之劳、创新之功、智慧之力、科技之能……。其方法越来越新、越来越多、越来越综合,增值提效,作用显著。例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例举曹雪芹作《废艺斋集稿》,帮助残疾人,便不是财物施舍,史学家称之为“以艺济人”。时下互联网公益、金融公益等等,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这些一定不属传统慈善的范畴。2010年笔者随徐永光老师赴英国考察公益慈善,拜访了著名社会企业家迈克尔·诺顿,他向我们介绍自己公益著作《365种改变世界的方法》,回国后我们新湖公司捐款资助翻译出版。该书记载全世界365个(实际366个)公益案例。真可谓“苟日新,日日新”,脑洞大开,思出常格,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公益方法。


方法创新,使传统的施舍提升为赋能。从“授人以鱼”重点转向“授人以渔”,从济困解难重点转向引领摆脱困境之路。赋能,不是简单施舍,不仅仅是传统慈善的给钱给物。给资金、物品,是必要的,也算赋能,但更重要的赋能是给思路,出方案,帮技术,找市场,创环境等等。赋能既可用“缺什么补什么”的老办法,更要用“赋什么‘能’什么”的新思路,就是通过赋能,帮助挖潜力,生成新动能。郭虹研究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赋权增能”。


方法创新与综合,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如李小云教授所说,是“带有机制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于1907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五种伟大的礼物”。他在文中解释了慈善和公益的区别,他认为,慈善满足了个体需要,而公益则是要创造和支持人们摆脱困境的机会和机制。


除了三条线索之外,当然还有其它线索可以讨论。例如有学者提出从主体角度区分,认为“慈善与公益另外还有一个区别,慈善只是民间的,公益可以是民间的、可以是政府的。”慈善史专家周秋光则认为,传统慈善有官办慈善,这早有论证。宫蒲光会长也认为“中国官办慈善代代相承”。本文回避这一争论。


结合传统慈善文化,我们欣喜发现,对应这三条线索,我国古代有三个重要公益理念。说明现代公益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实践的升维具有实在的传统文化基础。


(一)在对象上——“博施济众”


在仁爱、帮助他人中,“博施济众”是最高境界。这命题是孔子高足子贡提出的。《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


孔子认为,这“博施济众”是仁爱得以发挥的最高体现,已经达到“圣”的境界了。但孔子同时觉得“博施济众”很难,尧舜也难以做到。孔子另一处也说过:“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回答了为什么“尧舜其犹病诸”,是因为尧舜时期经济条件差:“夫博施者,非圣人之所欲?顾其养有不赡尔。”(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想要做的吗?只是由于圣人自己用来养民的东西不足。)而子贡是中国第一个儒商,积累了大量财富,慈善的底气足了、眼界大了。南怀瑾先生针对上述这一段说:“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南先生不是研究社会学的,但他注意到这个命题理念超前、已经具有“公益”的属性:“……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在那个时代子贡有这个愿望,从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在外延上——“民胞物与”


宋代大儒张载认为君子不可只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而要以心忧天下的情怀去关心民众的疾苦,真正去做,去实践。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下,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的著名的《西铭》一文,从宇宙论的高度诠释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民万物生存价值的实现作为最高价值的追求。


“民胞物与”蕴含深刻哲学思想,单取慈善外延角度分析,张载提出“尊高年”“慈孤弱”,关爱“疲癃、残疾、惸独、鳏寡”,又把弱势群体延伸到万民,把万民延伸到万物。季羡林先生提到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认为,“民”绝不局限于中国人民,而包括了全世界人民;“物”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可见,外延很广,很“公益”。韦政通教授这样评价道:“《西铭》全文最可贵的是因为它表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人之所以能有这种精神,是基于‘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天人一本的形上肯定。”


(三)在方法上——“授人以渔”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是传统慈善跃升到现代公益的一个重要标志。授人以渔,即是基于慈善方法的创新性、多样性、综合性。


“授人以渔”,出处目前没有确切的考证。网络上有不少标注出自老子、淮南子,实属无稽。专家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民间俗语。应该说,民间共同价值观念,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一个新颖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我们传承传统慈善文化,不仅要重视“主流”的思想、经典的论述,也要传承、发扬民间慈善理念的“优秀部分”,彰显其在当代的价值。


思路转变、方法创新,能够促进慈善公益升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渔”怎么“授”,有好多文章可做,笔者曾以新湖公益在脱贫攻坚中的案例,作过分解——激人以“欲”,提高扶助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授人以渔,传授摆脱困境方法;助人以“具”,抓住关键,资助工具,引导产业发展;供人以“麯”,以发酵之用的酒麯为喻,帮助启动资金;解人之“惧”,解决产业发展后市场、价格风险的后顾之忧;导人以“渠”,指导产业门路、就业门路,等等。这些方面的作用都远远超越了传统慈善施舍财物的功用,旨在产生“机会和机制”,是“赋权增能”。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以上不成熟看法且作为“戏说”“趣说”之后的“漫说”。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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