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13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本期嘉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斯坦福商学院院长 安德鲁·迈克尔·斯宾塞（Andrew Michael Spence）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增加了24万亿美元，已达到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全球债务问题会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风险？中国应如何防范债务风险？搜狐智库《致知100人》与哈佛学者于泽共同对话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安德鲁·迈克尔·斯宾塞。迈克尔·斯宾塞坦言，由于积累了太多债务，全球会进入一个超长的低利率周期，意味着世界经济会积累更多的债务。世界的很多中低收入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或者进行大量举债以度过经济难关，或者经济会承担不可承受之重。“同时，如果我们在5-10年内长期保持低息的政策环境，私营企业会继续增加债务杠杆，除非政府用手段进行干预。这是一个潜在的严重的经济风险。”斯宾塞强调。3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救助法案。而在去年12月，国会刚刚批准了9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救助支出，已使美国政府债务出现爆炸式增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到2051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占GDP比例将达202%。对此，斯宾塞对《致知100人》表示，美国不会通过通胀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只能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不确定，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会经历一个长时间的滞后期。他也不确定美国政府是否有明确的计划来减轻债务。不过斯宾塞指出，美国今年会看到比较快的经济复苏，虽然无法达到减轻负债率的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回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经济水平。中国过去也一直沿用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中国政府债务问题比美国控制的好？斯宾德对《致知100人》表示，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很多是由自身的储蓄来提供的。他说，总体上，中国的总体债务杠杆率与美国大体相同，但居民杠杆率比较低，这是优势。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风险可能集中在企业层面，尤其是民营企业层面。中国政府不希望依靠扩大债务来拉动经济，正在积极的去杠杆。斯宾塞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表现较为乐观。他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很小，没有因素能阻碍中国成为高等收入国家。而且他认为中美不应该秉承零和博弈的发展理念。
安德鲁·迈克尔·斯宾塞（Andrew Michael Spence）
搜狐财经：联邦政府预测美国国债在2020年底已经达到GDP的106%。国家可以通过通胀消除债务，或者通过经济增长消除债务，美国打算如何削减债务？斯宾塞：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有明确的计划。政府的负债率是债务占名义GDP的百分比。名义GDP可以分解为通货膨胀和真实GDP增长。所以国家的确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减轻负债。但我不认为美国会想通过通胀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所以长久的办法是，美国只能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不确定。从全球看，全要素生产力都在经历下滑，对经济长期增长没有产生推动作用。数字经济会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会经历一个滞后期，需要政府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西方的机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做的还很不够，会带来更长阶段的经济增长的滞后期。中长期经济增长目前还不是很清晰。美国今年会看到比较快的经济复苏，虽然无法达到减轻负债率的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回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经济水平。中国由于对于疫情的有效控制，经济复苏很明显先于全球经济复苏。欧洲的经济复苏应该比美国还慢，因为疫情后经济受损的程度比美国更重。其二，世界的很多中低收入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或者进行大量举债以度过经济难关，或者经济会承担不可承受之重。其三，看起来全球会进入一个超长的低利率周期，意味我们的经济会继续积累更多的债务。如果我们会在5-10年内保持低息的政策环境，私营企业会继续增加债务杠杆，除非政府用手段进行干预。我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严重的经济风险。搜狐财经：中国过去20几年一直沿用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几十年后，中国似乎政府债务问题比美国控制的要好？ 斯宾塞：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第二，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很多是由自身的储蓄来提供的。总体上，中国的总体债务杠杆率与美国大体相同，但居民杠杆率比较低，这是优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风险可能集中在企业层面，尤其是民营企业层面。当然我不是在预测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不希望依靠扩大债务来拉动经济，政府正在积极的去杠杆。搜狐财经：美国急需进行传统和数字的基础设施投资，美国本次应对危机的几轮财政刺激方案里面都几乎没有对于基础设施的预算。为什么呢？斯宾塞：很好的问题。在疫情的初期，用财政刺激来帮助失业人口，为百姓直接发现金，当时是必须的。但是，到了经济恢复期，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政府会动用财政手段来推动这些带来经济长期发展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资产项，这与中国的目的是一样的。美国目前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落后于中国的，毫无疑问，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未来不会继续被忽视。搜狐财经：美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下滑。不管西方是否接受，是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加大技术和直接投资。美国今天是否正在错过世界经济的未来？斯宾塞：我认为是这样的。美国目前正在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目前很难看到美国对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有计划性的包容性投资。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投资人、技术的提供者，和庞大的市场。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美国应该参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会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应该秉承零和的发展理念。搜狐财经：您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平衡才是最佳状态？斯宾塞：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政府是经济的监管者。市场任由自身的发展会失控。其次，政府负责保证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这个工作只能有政府来完成。再次，政府是经济的重要投资者，包括基础设施和教育等等。这些是无可争议的政府角色。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典范。同时，市场需要发挥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经济需要蓬勃的金融市场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其余的政府在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可调整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和调控模式，没有人可以说这种模式是不对的，因为很显然，它的经济效果非常卓越。在其他经济体，政府与市场的整合的模式可能会不一样，也很有效。所以核心在于政府一定要高效、有能力、从实际出发、为公共利益服务。搜狐财经：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线。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斯宾塞：我认为风险很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决策出现的一系列错误，在中国都没有出现，包括经济模式不能与时俱进、政府投资力度不足等。所以我认为能阻碍中国成为经济繁荣国家的可能性非常小。搜狐财经：在您的著作《The Next Convergence》里，您提到创新精神不是一种文明所特有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过去20年，摆脱了过去500年的守旧，成为了全球创新的力量源泉？斯宾塞：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创新的力量源泉，而且我期待中国会持续成为更加创新的国家。我认为其一，中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经济模式很有效实用，整合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优势。其二，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国家开始大笔的进行科技开发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源的投资，对技术教育的投资等，这很重要。我不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不重视创新的，比如在明代的时候，中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中国，对于创新的投资已经不成为问题。所以中国总体上有政府对于创新的高度支持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创新只是由民营企业来完成的，因为政府对创新领域进行了庞大的投资，教育了大量的创新人才。美国的创新同样也是政府和民间的合作机制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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