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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潘家华:光植树造林不能实现碳中和,能源革命和生产零碳才是根结所在

王珍 搜狐智库
2024-08-23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12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潘家华

进入“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今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实现这一目标该从哪些方面发力?实际落实情况如何?搜狐智库《致知100人》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

潘家华解释,所谓“碳达峰”,是指碳排放量达到最高值。“碳中和”则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碳的捕集与埋存等二氧化碳移除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数据显示,全球已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欧盟。所以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并非必然需求更大更多的空间,而迈向碳中和,经济增长的空间更大,社会发展更有潜力和前景。

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潘家华对《致知100人》表示,关键在于实现能源结构的革命性转型,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系列投资新机遇,更是就业和增长的源泉和动能。顺应全球净零碳的潮流涌动,在碳中和导向下,企业产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和服务同等重要的竞争要素。

潘家华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有着居高难下的碳排放总量,无论是碳税,亦或是碳交易,减排潜力巨大,必须以市场化方式推进零碳能源革命,加速碳减排和经济社会的零碳转型进程。

潘家华指出,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共识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为能源革命的动力和目标指向,尤其是零碳的风、光、水电力所提供的能源服务,与化石能源发出的电力,是同质的。

潘家华表示,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并不是碳。有人说风机光伏组件生产也有碳排放,因而不可能是零碳的。当然,如果零碳能源设备的生产使用了化石能源,则必然有碳排放。如果生产使用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则可以是纯然零碳的。从风机等设备的生命周期看,如果在生命周期内所发出的电力,多于即使是使用化石能源生产所耗的电能,总体上也是净零碳的。

“相对于传统能源例如燃煤火电,除水电外,10年前风电光伏发电需要大额补贴,而现在,风光装机和发展成本降幅超8成,比煤电更具成本竞争优势。”潘家华认为,风电光伏发电具有间歇性特征,影响电力系统稳定运行。但零碳的水电和碳中性的生物质能具有可调节的灵活性,加上技术快速演进的储能技术,化石能源电力在未来,即使没有碳排放约束,也会不断失去竞争力。

潘家华说,由于《巴黎协定》2°C温升目标,使得全球弃煤进程加速。许多国家已经明确了退出煤电的时间表,即使是煤电在发电中占比较高的德国,也立法将在2036年彻底退出煤电。因此,在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风电光伏发电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国进一步强调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无疑是在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不仅要加速去煤,还要快速推进其他化石能源类型例如石油的替代和退出,意味着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在新车市场占比大幅提升,启动了淘汰化石燃料汽车的进程。”潘家华说,根据国家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2021-2035》,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要占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实现电动化,纯电动汽车成为消费主流。

搜狐财经编辑王珍对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
搜狐财经:1月21日,拜登在就任当天签署重返《巴黎协定》行政令,并承诺2050年实现美国碳中和。从全球角度看,想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分别发挥什么作用?
潘家华:2015年12月达成《巴黎协定》,就已确立了2020年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早在2017年美国说要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我在《中国科学院院刊》撰文指出,美国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因为全球走向碳中和是大势所趋,高碳发展没有未来,不仅自己也要承受不断增加的气候风险,也将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而阻碍自身发展。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阶段上,在能源结构、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碳排放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这就给人一种简单直观的感觉,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是线性关联的。因而,一直到谈判《巴黎协定》,国际社会的呼声依旧是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垂范,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而不是让发展中国家不发展。
当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共识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不必走发达国家的高污染高排放老路。
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而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清洁的零碳能源所提供的能源服务,只要与化石能源一样,实际上就没有必要燃烧化石能源。这样就可以跳跃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有效避免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危害健康的污染物。
如果说20年前、10年前,化石能源成本较低,零碳零碳成本太高,现在,且不说水电,风能、太阳光伏发电成本已然低于燃煤电力。根据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分析,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成本还将继续下降,而煤炭燃油乃至于燃气发电的成本下降困难。
到2050年,太阳光伏发电成本,可望只有燃气的一半、燃煤的十分之一。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和水能、生物质能等灵活可用的能源的协同调配,零碳实际上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后发国家可以有效避免发达国家的高碳锁定,而加速走向零碳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
作为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仅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占世界总量的28%。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有效而又高效的减碳去碳?碳市场应该说具有较大潜力,明确总量,分配额度,市场交易。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的市场机制,也是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施的政策手段。
但不论从欧盟的交易历史,还是从我国自2011年开始的碳交易试点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并不高,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原因很多,例如理论上的交易成本过高,实践上的碳交易覆盖面有限,尤其是碳本身的属性,只是化石能源燃烧的附带品,而非必需品,除成本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其他经济和社会收益。最终,由于《巴黎协定》的目标指向是碳中和,也就是排放归零,碳市场也必然走向消亡。
尽管这样,现阶段碳交易给出碳排放的市场价格信号,可以以碳中和目标为契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专业人员,同时纳入零碳能源、碳汇等有市场收益的的交易产品,以提高碳市场的有效性,让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服务于碳中和进程。

搜狐财经:碳中和、碳达峰将成为我国“十四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攻目,作为碳排放大户,能源行业无疑将迎来一场大考,新能源行业未来如何锚定高质量发展?
潘家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就业;第二,企业必须要有盈利;第三,必须是环境友好的,也叫环境中性、生态中性,或者碳中性;第四就是要考虑社会的公正和区域的平衡。
每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布局也有区别。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尽管各地区有先有后,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例如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省市,经济转型比较领先,碳排放达峰并不构成严峻挑战。
实际上,碳达峰是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发达国家例如早期工业化的英国、德国,早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以前的1980年代,就已经达峰,进入下降总量通道。
这是因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高耗能的原材料产业大幅减少,各种高耗能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乃至于一些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保有量,都进入饱和状态。而能源效率在不断提升,能源结构在不断优化。但是,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以后的减排,进程却十分缓慢。
中国高耗能的钢材、水泥、建材等产能大多已然过剩,一些常规消费品例如冰箱彩电手机等,也存在产能过剩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达峰,即使不加以严格措施,也几乎接近峰值。
我们现在有一种曲解,认为碳排放峰值越高,空间越大。殊不知,高碳的化石能源投资,资金密集度高,投资回报期长,形成碳锁定,达峰后减碳去碳,更加困难。而我们的目标,是碳中和,与碳排放峰值无关。相反,峰值低,走向碳中和,可能更为有效、快捷。
也正是因为这样,作为碳排放的关键领域,能源行业一定要从长计议,以碳中和为导向,加速能源的零碳化转型进程。
例如,西南地区水电资源高度富集,西北地区无限风光潜力巨大,东部、中部地区生物质能产量可观。就是人口高度密集的东部地区,沿海离岸风电,可与北欧、西欧的潜力比肩。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能源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建立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我国西南水能资源充沛的水电基地,单机装机容量达到100万千瓦。“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将雅鲁藏布江的水能开发纳入议程,“大拐弯”处的水能,至少相当于两个三峡的装机容量。
水电早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10年前依靠高额补贴的风电光伏,在2018年国家明确退补后,发展势头强劲。仅2020年,全国新增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7167万千瓦和4820万千瓦,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1.2亿千瓦。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全口径水电装机容量3.7亿千瓦、火电12.5亿千瓦、核电4989万千瓦、并网风电2.8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2.5亿千瓦。
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9.8亿千瓦,占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44.8%,比上年底提高2.8个百分点。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稳居世界首位。
煤炭、石油开采有就业,有税收,风、光、水、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具有更长的产业链,就业岗位更多,成本更低,而且没有煤炭石油开采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有人说,交通运输部门使用的燃油燃气,难以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如果用生物柴油或生物沼气,应该说杯水车薪,因为粮食安全前提下,不可能大量生产生物柴油。但是,纯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市场竞争性正在不断凸显。
我国纯电动汽车的产销规模,自2018年期就超过100万辆,为世界第一。
2020年,国家发布《2021-2035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要占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百公里耗电控制在12千瓦时以内;
到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实现电动化,纯电动汽车成为消费主流。实际上,深圳等城市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实现电动化。
搜狐财经:中国承诺要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实际落实情况如何?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可行路径是什么?哪些举措值得进一步关注? 
潘家华:去年12月12日,中国大幅提升了《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这样的幅度和规模,应该说,世界上没有人做得到!
要知道,2030年中国风光装机12亿千瓦的超大容量,与当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总装机容量水平相当。如果按照2020年的新增风光装机规模1.2亿的水平,且不说累积,未来十年纯然新增的规模,也将超过12亿千瓦。
当然,西北的无限风光、西南的大量水电,与东部的用电负荷存在空间不匹配,但中国的超远距离输变电技术世界领先。风光的间歇性特征也为电网稳定运行带来挑战,但风光水生物质能互补和储能技术的发展,从我国青海和欧洲的电网运行情况,可望得到解决。
因此,在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风电任重而道远,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有一些认知误区,需要避免。
一是植树造林形成碳汇,就可以中和掉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但是,碳汇产量非常有限,全国森林年度产生的碳汇量不足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与我国当前化石能源排放超过100亿吨的总量,实在有限。不仅如此,森林碳汇只是短期的,因为这些碳汇最终也会释放到大气。
二是碳达峰并不单指碳排放量在某个时间点达到峰值,而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达峰进入高位平台期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所以,不要以为碳达峰就是一个峰值,可能是多峰波动下降。碳达峰并不是要“攀高峰”、“摸高峰”,而是要削峰压峰,缩短峰值平台期。

搜狐财经:围绕碳中和目标,地方政府能做些什么?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动力是否会减弱?
潘家华:地方政府不能以传统的惯性思维,认为搞煤电就可以拉动经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投资,其实拉动不了就业,更不会有产出效益。
我国从2015年开始就出现煤电产能过剩的问题,煤电行业效益大幅下滑,煤电机组年运行小时平均数仅4200个小时。所以必须对煤电的产能进行政策干预,不然地方政府会有较高的贷款违约风险,产生极高的资产搁置成本。
一些地方政府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思维定式相对固化,还需拓展思路,远近统筹,在长期碳中和愿景导向下,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
未来,在低碳化导向下,企业产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和服务同等重要的竞争要素。实际上,国际上一些跨国公司在其产业链购销体系中,明确低碳、零碳的规定或指标。
如果产品高碳,将被排斥在产品供应链外,企业、政府和消费者都不能购买,没有市场,就不简单是一个市场竞争力的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了。全球低碳金融的投资导向,将使高碳排放行业和企业面临融资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清洁能源、清洁技术就是机遇。如果现在投资一些可再生能源,形成巨大的产业链产品链,这些投资收益是稳定的,会带动就业。
搜狐财经:“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推动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路等重大工程。未来五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发展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会有世界级城市群出现吗?
潘家华:我一直反对中心城市的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在于城市体系的科学规划,需要有合理的空间格局和数量结构,如果城镇体系是不理性的、不合理的,结果必然是高碳的。
比如现在超大、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交通成本和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必然是高碳的,这就造成了一种锁定效应,难以逆转。但中小城市的体量规模和周边的环境,能够提供更多资源,走向碳中和就更简单。

人口过度集聚于特大城市,城市病也会随着出现,所以对特大城市要严格并尽快地划定边界。此外,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地鼓励人口聚集,促进城市快速的发展。
除此之外,特大城市除了要求城市人口集聚规模,根据地方城市工业化进程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情况而定外,还要考虑自然条件的约束。比如在水资源的约束下,北方城市不适合全都建得太大。所以,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来进行特大城市的目标规划。
我们看到南北经济的分化正在不断拉大,南方经济的发展活力越来越强,发展势头比北方还强劲。正因为如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定要在自然的承载范围内,城市建设绝对不能摊大饼。
尊重和顺应自然,而不是简单追求环境的货币化或资产收益最大化。只有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实现理论认知、研究方法和决策实践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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