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旁白| 探访笔记1.3：当残障“局内人”想要突破边界
从确认了长期的残障状态起，残障者的生活似乎就被围在无形的界限中。无障碍设施不到位，出行对于部分残障者来说困难重重；升学、就业时，残障者的选择范围非常局限；隐身在以非残障者为主流的社会里，残障者们很难融入广阔的世界。
与此同时，残障者面临的困境却不为非残障者所知，或者说，被非残障者们有意地忽略了。成为一个残障者意味着什么，这对于大多数非残障者而言是很难想象也不敢想象的问题，对失去和死亡的抵触使得他们不愿意辨清残障者们的具体轮廓。残障者与非残障者身处界限的两边，对于双方来说，另一边都是未知的恐惧。
有些残障者凭着旺盛的生命力踏出了社会为残障者圈起的小小地盘，这途中，他们意识到，自己想要摆脱这些无形的局限、融入主流社会、被认可为一个平等的“正常人”的愿望，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对称的矛盾。这种矛盾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感，让他们想要为了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人们，通过创作声音、文字、手势和举动，突破分割残障者与非残障者的的边界。这些努力的意义远不止为残障者开辟道路，更是在赋予整个社会更多的可能性。
01
残障局内人的生活，不是一片荒原
有些生活经历是几乎只有残障者才知道的，比如长期的就医和康复训练，比如用手语创作诗歌和戏剧。这些“残障者专属”的经历在非残障者的视线之外，构成了不为主流所知的残障生活。因为不为人知，所以主流对残障生活的想象只能停留在“失去健康、身残志坚”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比起一片荒原来，他们的生活更像离开大陆的一个小岛，拥有自己的水文地貌；正有岛上的人，修筑着通往大陆的桥。
阳光：我的所有好故事都是我的生命体验给我的
谈起写作，阳光极其热情充沛。她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根据自己在康复中心的经历写作的、由《悲惨世界》衍生出的同人文《前路》。在返回给我的工具包中，她附上了各种体裁、各个时期的作品，和作品的各种附录、她为自己的作品举办分享会的材料、她与朋友们谈论作品的聊天记录，等等。我从这些数万字的材料中读出，她的创作冲动与自己的残障经历融合成一个坚实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我们的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似乎还意犹未尽。
阳光从小就是长辈眼里“不会走路但会写文章的残障作家预备役”。面对这样的期望，阳光直言，尽管自己确实是“被故事选择了的人”，但认为肢体障碍者就应该去当作家，就像认为视障者就应该去学二胡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刻板印象。她说，尽管都是坐轮椅的写作者，虽然她很喜欢史铁生，但他的文章里那些著名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伤心，避免提及‘跑’、‘跳’等字眼”、“腿受伤后听到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会变得暴躁”的情节，对于出生过程导致了脑性瘫痪的阳光来说，是陌生而无法共情的体验。她还告诉我，尽管人人都知道海伦·凯勒，但她作为社会主义者、残疾人权利倡导者的身份却不被人重视。在主流语境中，残障的标签遮蔽了太多东西，这让阳光觉得很可惜。她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就是健全中心主义。
在阳光的文字和话语中，健全中心主义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词。通过一遍一遍地指出健全中心主义的存在方式，她得以树立起她所反对的靶心，同时扎下自己的锚点。她说，如果不这样做，再多残障者突破重围的故事都会被模糊成“身残志坚文学”的套路。
阳光自己就成长于这样的套路中。为了学会走路，中小学时期的阳光常常缺课，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康复中心接受训练、尝试五花八门的疗法。在康复中心的经历充满酸甜苦辣，许多治疗和训练伴随着剧烈的痛苦，有时候会遇到蛮不讲理的康复师动辄打骂，也有一起治疗的小伙伴们与阳光成了好朋友。但面对学校的老师同学，面对“正常”的那部分世界，那时的阳光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这段“B面生活”。
在普通学校，阳光藏起自己的残障；在康复中心，阳光治疗自己的残障。直到2020年，上了大学的阳光参加了一次少数派举办的面向残障学生的夏令营，遇到了许多残障伙伴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夏令营里，残障终于不再是需要被消除的疾病和羞耻，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围绕着她。从那开始，阳光模糊的感受找到了方向，原来身为残障者受到的规训、偏见和歧视，本不是自己应该承受的。
逐渐建立起对自己残障身份的认同，阳光不再回避自己的B面生活。在康复中心的治疗时光，是她与自己的残障斗争和共处的过程，阳光从高中开始就想要把这段日子写下来。直到今年年初，阳光在英国读研期间，这个故事最终以《悲惨世界》的同人小说——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交叉——的形式诞生了。阳光说，比起自传体的非虚构形式，同人文能够让她除了回顾自己的经历之外，还能够讲述朋友们的故事；与此同时，因为有作品的读者基础，也能够产生更好的传播效应。我问阳光，为什么是《悲惨世界》？她说，首先，《悲惨世界》中“ABC朋友会”中纯粹的友谊让她深受触动；其次，《悲惨世界》陪她度过了痛苦的肉毒素治疗。那段时间她正好在读《悲惨世界》，在最难过的时候，为了转移注意力，她会把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逐个默念一遍。
《前路》（点击跳转阅读原文）就是这样一个以《悲惨世界》中的ABC朋友会为原型，将其中的人物架空到一个康复中心的平行宇宙，以阳光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描写角色们在康复中心的治疗经历和友情故事。小说开篇便是主角安祺的痉挛型脑性瘫痪的疾病证明（也是阳光自己的）；文中常出现大段大段的注释，内容是疾病和各种疗法的名词解释，夹杂着阳光对这些不恰当命名和不科学治疗的反对意见。阳光笑称，从抄写自己的疾病证明开始，《前路》就是她的“魂器”文学。
《前路》不是客观中立的记录，阅读它的体验就像是跟随主角一起来到了康复中心，亲历不同种类的康复治疗的每一个细节，与不同年龄、不同病症的朋友相处，偶尔还会梦到与家人的激烈冲突。阳光在工笔细描的文字中融入了细密的情绪和鲜明的观点，向读者接连抛出尖锐的问题：思维清晰、能说会道的“脑瘫”孩子，为什么无法参加中考？带来无尽痛苦的“治疗”只是为了学会行走，真的必要吗？孩子们早早学会了忍受痛苦、完全配合，这样的坚强是一种“优秀”品质吗？
我说，主角安祺总是压抑自己的痛苦感受，让我觉得心疼。阳光却觉得，疼痛是伴随她和像她一样的孩子的事物，无论喊不喊痛，疼痛都不会停止。这个时候说心疼，反而显得像个“局外人”。虽然阳光对同为脑瘫患者的安祺从不手软，但面对另一个脊髓损伤者角色若安、描写那些自己并未亲身体验过的疗法的时候，阳光却也会感到心疼。她笑说，虽然同为肢体障碍者，自己面对脊髓损伤者时也像一个“局外人”了。
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是阳光告诉我的概念。她从自己目前就读硕士的性别研究专业课上学到这对概念，将它们沿用到了残障者与非残障者的语境中。对于局外人来说，局内人的体验是陌生的、难以触及的，所以哪怕局外人有足够的共情能力和接近的意愿，在接近局内人时，依然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来学习。在《前路》中，阳光把白飞塑造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康复师的角色，他抱着细致的温柔安抚康复中心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学着了解、治愈他们的伤口。阳光说，这个角色，以及他和主角安祺的关系，寄托了她对人际关系的理想图景。
我想，作为一个想要为局内人做些什么的局外人，这个角色也是我的理想图景。
在《前路》中，阳光的关怀不止于讨论残障身份，还延伸到了性别和流动人口的议题。她在文中加入了一个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角色，十二岁的心智障碍女孩晶晶。她的父母在她之后生了一个弟弟。阳光写道：
晶晶现在十二岁，她也会永远停在十二岁。她永远拥有居住在永无岛上的权利，但她的家长想要一个会长大的孩子。他们会为这个孩子规划未来，把他带到外面的世界里去，然后把十二岁的晶晶留在永无岛上，这样她就不会向往她未曾听说过的一切。如果她从不知道这些，她是否还会问起？
还有“随迁子女政策”。阳光是上海人，小时候有一个举家从外地搬来上海的玩伴。从玩伴的经历中，她慢慢知道，原来从外地来到上海的劳动者的孩子叫作随迁子女，随迁子女没有权利考上海的高中，哪怕天资再优异，他们也只能考中专，或者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她把玩伴的经历也写进了《前路》中，附带着详细的关于随迁子女政策的注释。
在小说中，她借这个“随迁子女”之口说，解决这种种问题的方法，就是“讲故事”。她相信，讲故事可以让他人看到标签背后的、真实的个体。在她笔下，康复中心的故事，她的“生命体验不可剥离的一半”，以笑泪参半的样子向我这个局外人徐徐展开了；那些隐匿在残障、病患、外地人等等边缘标签背后的个体，一个一个走出来，在我面前显形。这是阳光向世界发出的坚定的声音。
阳光说，“我的所有好故事都是我的生命体验给我的。”中考的时候因为合理便利的不足，阳光只能去家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现在，她已经在利兹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偶尔拍摄视频评估英国的无障碍体验。在自画像中，阳光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鸽子，它肩负着前人传递来的使命，不停不停地往前飞着，“我当然会讲下去，讲未来的事……讲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事。”
王琦：手语文学是聋人表达内心感受的方式
王琦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以手语为母语的人。不会手语的我与王琦的文字交流很少，多半都是我发送的长句中间夹杂着他发送的短句，我不确定自己尽可能写得直白的句子能让王琦看懂多少，而他发过来的短句的含义我也需要连蒙带猜地理解。我为自己不会手语而感到沮丧。所幸我们联系到了王琦熟悉的手语翻译程立雪老师，她是一位年轻的听人手语翻译，手语名字帅帅。我请帅帅把文字版的工具包问题录制成手语视频发送给王琦，访谈也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我们三人分处三地，我说话的同时帅帅将我的口语翻译成手语传达给王琦，王琦打手语时帅帅同步翻译成口语传达给我。帅帅和王琦偶尔会就某句话的意思进行重复确认，这时候帅帅也会把他们的对话内容告知我。
视频里的王琦顶着一头自然卷，打起手语来，手势和表情利落又生动。王琦是一位手语文学创作者，加入龙极手语文学团队已经四年了。他说，之前看到野生旁白招募参与者的推送，他觉得非常适合自己；生怕自己没看懂文章的意思，他还专门找了懂书面语的朋友帮他确认，然后才报名。我想，真高兴他能找到我！可惜我无法一下子逾越听人与聋人之间语言不通的高墙：尽管我和帅帅做了手语版工具包，从王琦的反馈来看，许多问题的意思都没能完整地传递给他。王琦填写的工具包很简短，帅帅在翻译回答时打了几处备注，猜测他可能把问题理解成了其他意思，以及某段回答中他实际想要表达另外的意思；工具包的一部分问题，王琦并没有返还给我答案。也许是我习惯的书写方式太过抽象冗长，与手语的表达方式大不相同，所以哪怕字面意思都由帅帅翻译成了手语，对于王琦来说也难以完全会意吧。
图：王琦与猫咪
抱着迟疑、局促和遗憾，我硬着头皮推进着访谈。王琦说，他在2018年第一次接触到手语VV。手语VV是Visual Vernacular的缩写，也翻译作“视觉白话”，是主要由聋人表演的、由手势、表情和肢体语言组成的表演艺术形式。因为几乎不使用手语词汇、只使用象形的动作，手语VV能更好地让观众理解表演的含义。手语VV在国外发展了两代演员之后，近几年才由奥地利华人倪大伟老师带到中国合肥，从此生根发芽。王琦就是其中的一颗种子。2018年，在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上，他看到来自国内外的手语VV大师的表演，深受触动。他当即拜手语VV表演者张鹏为师，可是没等他学成，张鹏就因为心脏病离世了。失去老师的王琦，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行。
几年间，王琦辗转去过合肥、上海等地学习，录制不同种类的手语文学视频，向龙极手语文学团队投稿。在龙极团队刘明老师的指导下，王琦的创作能力突飞猛进。王琦向我解释道，手语文学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式，除了手语VV之外，还有手语诗、手语歌、手语故事等等。就像听人用声音和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一样，手语文学就是聋人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2021年，王琦曾经的老师去世，他用手语VV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念。点击跳转：王琦原创作品：《我想念您》
提到自己的作品，王琦十分关心我能够理解多少内容。我说，我只能看懂作品大概的题材，比如有一个作品描绘的是水上的荷花，有一个作品模拟的是阅兵式的场景，但是更细节的内容就看不懂了。王琦告诉我，大多数听人很难看懂手语VV的内容，哪怕是聋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动作背后的意义。至于对手语VV表演的兴趣，他说，大约有一半聋人会感兴趣吧，而愿意表演和创作的，就更少了。
在有声音的世界里，手语文学更是一个不为人知也很难踏足的领域。王琦告诉我，现在手语VV的创作还是以聋人创作者为主，但他相信，听人也完全有能力创作手语VV。只是听人打手语时的表情不够夸张有力，难以表达强烈的感情，所以对于聋人来说也会有点难以理解。像帅帅翻译也是一样，一开始表情不太够，现在好多了。
帅帅一边翻译，一边微微笑了。与王琦打手语时的表情相比，帅帅的表情可以说是矜持含蓄的。然而，在王琦指出之前，我只觉得帅帅的表情幅度“正常”地落在听人们日常表达的范围之内：既表达了大致的情绪，又没有夸张到引人注目。
是呀，成长在听人的世界里，我和人们通过高度抽象的文字交流，理性被推崇，情绪则是危险的，无心的表情和动作都可能成为出卖内心想法的漏洞。所以我慢慢学会了面无表情，把面孔变成封堵内心的盖子。与聋人朋友交流时，我常常惊讶于他们的眼睛好像会说话，眼神、表情、肢体语言，原来可以如此自如而生动，语言除了按照线性的方式展开，也可以如图画一般丰富立体。无法理解聋人的世界，难道不是因为我抛弃了一部分天生的表达吗？再进一步，是不是因为我远离了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所以才时常觉得世界非常遥远呢？王琦富有感染力的姿态让我不禁猜测，那个没有声音的“局内”，是否有我失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手语VV变成聋人听人都踊跃参与的艺术形式，听人们是否也能取回一些真诚和直接呢？
王琦说，他希望能把手语文学推广给更多的听人，希望龙极文学团队的作品能获得更多认可。他非常希望有更大的机构能够帮忙宣传，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好消息是，龙极团队举办的手语文学大赛有越来越多听人参加了，多数是特殊教育学院手语专业的师生。手语文学也在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去年，一位参赛者把一些聋人喜爱的rap动作加入到手语VV的表演中，一举获得了当届大赛的冠军。王琦说，虽然看着有点眼花缭乱，但加入了rap的手语VV韵律感十足，让他觉得十分刺激、新鲜。
现在，王琦不仅保持着学习和创作，也指导学生们创作手语文学作品。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一位手语文学大师，将手语文学带到更多地方。
02
“局内人”在局外，一步一个脚印
残障者的“局内”可能由特定的组织、团体或封闭空间构成：家庭、特殊教育学校、类似按摩医院的残障者聚集的工作场所、康复机构、俱乐部、教会、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等等。并不是所有残障者一开始就属于某个“局内”，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他们也可能不断地走向局外或踏入新的局内。也许因为身在残障融合实验室，我接触到的受访者们大多都认为，从局内走向局外不仅能够促进自身发展，也对整个残障群体的去污名化、对社会的包容性建设意义重大。这些勇敢的人们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新的路来；新的道路，就是他们的人生作品。
小铭：想要告诉残障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我们有其他选项
小铭的人生经历带着一丝传奇色彩。两岁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小铭的视力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父母眼见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视力一天天下降，就想安排他去学一门糊口的手艺。在音乐与按摩之间，七岁的小铭选择了前者，开始学习京胡。颇有音乐天赋的小铭很快拿遍了比赛奖项，十一岁时考入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奏者。
听起来，小铭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成功而安稳的人生”的入场券，可以过上在视障者中算得上体面的生活。可是在他的叙述中，残疾人艺术团的世界，对他来说还是太过拘束。
在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台上，为了区分聋人和盲人，小铭和其他视障同事们上台必须要戴墨镜。演出节目的报幕往往由聋人打手语进行，同时播放事先录制好的音频。小铭参演的《风情组曲》的报幕台词说道：“这是一群盲孩子，他们的生命中却充满了光明……”这段报幕跟随着小铭去往世界各地的舞台，陪伴他从十一岁成长到二十多岁，哪怕团里许多同事早已过了被称为孩子的年纪，都一直没做过更改。小铭始终无法适应这些安排，他觉得，墨镜和“盲孩子”的称呼不断把他塞进残障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对他的物化。
小铭没有接受典型的特殊教育。除了艺术团的同事，小铭的家人朋友几乎都是非残障者；在同龄孩子都在上中小学的阶段，小铭在艺术团里接受的是“开小灶”的教学，艺术团与一所特教学校合作，给几个年纪小的团员远程培训文化课，课程灵活自由，遇到演出就可以暂停。在这样开放而流动的工作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小铭进入特殊教育体系学习钢琴调律之后，感到了强烈的排斥。习惯了特殊教育体系的同学们不爱出门，觉得外界太多障碍；2018年的时候，整个班级16个人，只有两三个人会用电脑。早早开始在世界各地演出、与各种人事打过交道的小铭无法进入这样封闭的圈子，加上专业的不匹配，一年后，他就主动从大学退学了。
他开始寻找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道路。去各个国家演出的经历让他发现，有些地区对残障者的态度更加包容友好，于是他想到了出国留学。京胡的发展太局限，他从零开始学习小提琴；英语不好，他上豆瓣找网友学习英语；学费昂贵，他就和玩音乐的朋友一起组织众筹。在方方面面的努力和朋友们的支持下，他成功上岸，来到美国学习小提琴演奏专业。
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十分不同。小铭说，在国内时，他经常遇到路人不由分说地为他引路，哪怕自己并不需要，也常有人七嘴八舌询问他的日常生活，觉得他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可是在美国，人们对彼此好像都显得漠不关心，很少有老师同学会问起他的残障；但当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总会有路人哪怕耽误自己也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在国内时，残障者事事都被要求向非残障者的标准看齐，而在美国，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没有人会因为赶时间而催促他。整个学校只有小铭一个视障学生，但大多数时候，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地上课，除了演奏课程之外，他还学习了编曲，开始系统地创作自己的曲子。
小铭在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创作的曲子《逝者如斯》
留学生活不比在国内的便利，小铭还学会了自己做饭。事事都要做到最好的他，学会做红烧肉这样的大菜还不满足，甚至学会了更高难度的炒糖色技巧。一边听他叙述，作为一名下厨爱好者的我忍不住连连称奇；但在我看来令人惊讶的事，对于小铭来说只是又一次新奇的尝试而已，看不看得见，并不影响他茂盛的好奇心。除了做饭，他还有许多事情想要尝试，比如拍照、绘画，甚至跳伞。
和同样离开艺术团来到美国的前同事聊起这些丰富多彩的经验，对比国内相对封闭的生活，他们萌生了做一个播客的想法。说做就做，小铭把自己的播客命名为“可回收青年”，专门聊残障者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说，国内的视障者生活选项太少了，年纪小的视障者可能就按着家里的意思去做按摩，等到想要学习其他技能来丰富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很难找到相应的途径。他觉得，有必要让视障者、视障者的家人、与视障者相关的组织机构的从业者更多地听到视障者的故事、了解可能的选项，他想要告诉残障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视障者的人生不止音乐和推拿，还有千千万万种其他选项，而身为视障者也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悲剧。
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探索中，小铭慢慢学会了许多从未想象过的事情，知晓了广阔的世界对于一个视障者来说的意义。所以他想要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整个事业变得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让多一个人知道或者能得到一些技能，我觉得也是好的……哪天这个社会不会觉得残障是一件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残障事业的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你不会觉得空气和水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呼吸。”
洛因：在残障圈里面能切实地解决我面临的问题，我就觉得是好的
洛因是我的同事，负责实验室的新媒体传播运营。但在她参与野生旁白之前，我并不了解洛因身为创作者的那一面。
因为一岁半的时候的一场手术导致的脊髓损伤，刚蹒跚学步的洛因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十几岁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是所谓的“残疾人”，只觉得自己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在工具包里，洛因附了一篇当时写的小说，十几岁的洛因用毫不避讳的笔触描写着主人公（也许也是她自己）身处疾病中的压抑与绝望，反复与求死的念头周旋。小说最后，出人意料地，洛因没有安排任何转折出现，主人公选择了死亡，“我的故事就此结束。”十几年后再回顾，洛因感叹，小小年纪的自己怎么能有这么愁？那时虽然幼稚，却又有几分现在没有的潇洒。
作为一个生长在小镇的肢体障碍者，洛因的父母给她的人生规划是长大之后接手家里的小卖部，永远坐在柜台背后收钱。洛因有自己的想法，就像小小年纪就会在文章中毫不避讳地选择死亡一样，她对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狠劲。不满足于通过网络了解广阔的世界，她决定离开家。彼时生活起居都要靠父母打理的洛因，瞒着父母拟了一份筹款声明，在邻里亲戚之间分发，筹到几千元就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来到北京参加培养罕见病残障青年独立自主的公益项目。
这种强行撕扯获得的自由伴随着剧痛。刚到北京，洛因就听说小区里的邻居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看不惯她拿别人的钱去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享受生活”。面对这样始料未及的恶意，稚嫩的洛因只能大哭一场。公益项目结束之后，她依然不想回家，硬是要在北京一个人生活，再拮据也不愿向家里要一分钱。由此带来的，是洛因愈发坚韧独立的性格，她甜美的外表反而成了一层软垫，缓冲她身上的刺，不至于常常伤到他人。
在「野生旁白」的筹备阶段，我曾经问洛因，创作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对我来说，创作是表达自我的渠道，我想当然地以为洛因的答案也会是如此。没想到她说，创作是让她直面自己、了解自己、与自己对话的一面镜子。她制作过一个对镜自拍的视频，视频里的她透过镜子的反射，向屏幕外的观众一句一句介绍“我是谁”，语气里有平时对话中听不到的笃定。我想，创作对我们的意义不同，也许是因为洛因更关注“我是谁”，而我更在意“别人眼中我是谁”吧。
洛因制作的视频《我们都一样》
洛因创作过不少视频，接受过不少采访，还有团队为她拍摄过纪录片，她有许多机会拥抱流量，但她没有这么做。来到北京之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残障组织的圈子，她对我说，其实她并不喜欢整天背着“残障榜样”的标签，也不想总是呆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从来都是来去自如的洛因，至今依然留在此处的原因，是她觉得在这里做的事情曾经解决了她自己面临的问题，未来也能够为更多有相似境遇的人开辟道路。只要能做一些切实的事情，她就觉得有意义。
在残障融合实验室的工作之外，洛因希望继续做一个内容创作者、一个能以自身的姿态为他人指明道路的人。因为她永远与残障者的身份相伴，所以她只要自由地、尽力地过好自己的人生，无论未来去向哪里，都是在拓展生命的界限。现在回头看，在老家开小卖铺的那种稳妥的人生，已经远远被甩在身后、看不见影子了。
03
尾声
（文中阳光、洛因均为化名）
探访者简介
鲍心吟
内容：心 吟
排版：洛 因
设计：心 吟
审核：Sally
成立于2010年11月的乐平公益基金会，由中国著名的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创新人士共同发起，致力于共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让人人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残障融合实验室由乐平公益基金会于2021年发起成立，致力与优化提升残障人士福祉的利益相关方携手，作为知识、经验和资源的枢纽在行动者之间建立网络，通过虚拟实验室与实体实验室，围绕残障人士的就业、社交和出行三个方向，来探求共益的解决方案，并以专业化服务推动残障人士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