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惯例来看，医生从来都是高收入职业，但那是应该不是必然，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就长期拖后腿不达标。

一、医生薪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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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薪酬水平来看，中国公立医院医生待遇距离3-5倍社会平均工资的国际惯例还相距甚远，与医疗教育高投入、行业高风险、工作高强度的特点严重不符。

据统计，2018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工资为89648元，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卫生人员工资约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在全国98个行业分类中，卫生人员工资仅居第26位。而无论在哪个排行榜中，美国收入排名前10的职业中医生至少要占据3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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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薪酬来源看，财政投入不足仍然是提高医生待遇的拦路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中，政府支出、社会支出和个人支出最合理的比例为3：5：2。

这意味着政府支出应占到医疗总支出的30%，而当前我国公立医院支出中财政投入实际占比仅10%左右，这20%的资金缺口得靠医院创收，这是公立医院不公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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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薪酬结构来看，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绩效在工资总额中占比分别为15.59%、12.25%、21.17%、25.75%，其余为相关福利补助。奖金和绩效共占46.92%，比基本工资和津贴占比的27.84%，高出接近20个百分点。固定工资与激励工资倒挂，是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的主要原因。在当前固定工资增长近乎停滞的状态下，激励工资成为提高医生薪酬的唯一途径，两者倒挂现象仍将加剧。

二、薪酬制度导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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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指出每年60万医学生毕业，真正从医的不到10万，导致全国范围都出现“医生荒”，像收入更低、风险更大的儿科、急诊等专业缺口更大。医生薪资不高，学医投入产出比低是主要原因，其它因素包括：劳动环境差、强度高、风险大、不受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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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77%的医生，一周工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43%的医生每月留宿医院（值班）达8次以上。医生超时工作主要与医生的整体缺乏及分布不均有关，前者主要因为医学生流失导致补充不足，而后者主要因为薪资差距促使医生向发达地区流动。

在澳大利亚，明确规定公立医院医生每周工作38小时，除此之外视为加班，需要两倍支付薪酬。而在中国，医生似乎游离于《劳动法》保护之外，加班成为常态，很少有补偿，别说是周末，就是法定节假日加班能拿到3倍工资的也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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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矛盾尖锐，“伤医”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财政投入不足医生要创收，这与患者对公立医院公益的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极易招致不满引发冲突。

固定工资与激励工资倒挂，绩效激励过度是导致大检查、大治疗的罪魁祸首，而医生因薪资不足采取的社会补偿机制（药品耗材回扣）则是帮凶。老百姓不会深思医德下滑的体制原因，只会将医疗乱象归咎于医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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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医德滑坡，导致患者对医生不够尊重，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公立医院医生都拿固定工资，收入与业务量无关，没有金钱刺激的医疗服务更有质量，也更公益，医生自然能得到全社会最大的尊重，而社会认可度高又反过来会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医疗，促进医疗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提高医务人员收入

如果实行“高薪养廉”，医生合法收入足够高，国家就可以放开手脚全力推行医疗反腐了。这样，医生就会掂量一下，冒着坐牢的风险，贪这么一点钱，值还是不值？不贪不拿，自己还可以有稳定的高收入；贪了，万一被抓，要去坐牢，医师执照还要被吊销，孰轻孰重，自然不用说。虽然不敢说，所有医生都不会再贪，至少大部分医生会为规避法律风险，而选择挺起脊梁做医生。

什么是医德？其实医德最高的评价标准就是，医生所有的诊疗活动，是不是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也就是“患者利益至上”。医生如果都拿着年薪制，跟业务收入不挂钩，自然会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的，没有必要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受益的终将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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