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下，你离电诈“工具人”还差几步

“高价收购闲置银行卡、手机卡”“高薪兼职轻轻松松，只需拨打电话打开免提即可”“兼职采购，300元一天，工资日结”“高折扣充话费”“无需抵押，无需征信，快速放款”……这些诱人的“小广告”背后，往往涉及诈骗和洗钱。

不久前，以“警惕诈骗新手法，不做电诈工具人”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电诈“工具人”，是对帮助电诈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相关人员的统称，他们不直接参与诈骗，但在诈骗分子利诱蒙骗下游离在灰色地带，案发后又被诈骗分子用来挡箭。

“工具人”以“三低”人员居多

两部二手手机加一条音频线，再安装几个软件，就可以组装一台简易GOIP设备（虚拟拨号设备）。一台设备每小时赚三四百元，7天轻松狂赚10万余元……前不久，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案件。被告人小李被QQ群发布的一则高薪兼职招聘信息诱惑，在明知其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拉小于入伙，通过架设GOIP设备为电诈分子提供通讯转接服务。经查，两人所用的手机号码被诈骗分子用于拨打诈骗电话，仅核实到的诈骗资金就达52万余元，两人从中获利10万余元。常熟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小李有期徒刑1年8个月，小于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分处罚金。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吴玥梳理出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工具人”：一类为不法分子提供或收购电话卡、银行卡、第三方支付账户，用于骗取被害人资金、转移赃款；一类提供通讯转接服务，方便境外电诈分子远程操控境内手机、插卡设备拨打诈骗电话；一类开展推广引流，通过扫码送礼等方式，诱导被害人加入指定微信群、QQ群或其他群组……通过这些手段，电诈集团成功隐蔽到幕后，将“工具人”推到台前。

“工具人”群体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三低”人员占比较高。据统计，近年来我省法院审理的帮信罪案件中，40岁以下占比超过80%。常熟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高奇梳理发现，去年全院审理的200多件帮信罪案件中，90后、00后占约60%，初中及以下学历占约90%，近半数为无固定职业人员，甚至还有在校学生。这些罪犯中近九成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由于年龄小、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社会经验相对不足，这些人对帮信罪往往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加上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容易在低成本、零投入、快回报的诱惑中沦为‘工具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周光旭列举我省法院办理的一起真实案例：被告人提供银行账户后，每天只需帮助从ATM机取出现金交给他人，就可轻松获得一天400元收入。每日取款最高达10万余元，而这些钱款实际上都是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真实损失。“‘工具人’行为难度不大，简单易行获利多，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乃至产生侥幸心理。”

套路防不胜防，诈骗分工细化

“我只是想‘薅羊毛’充手机话费，做梦也没想到，差点就成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近日，南京市民林女士在某二手平台看到一条消息称，充值410元可得500元话费。询问平台商家，对方答复：“绝对真实有效！一般在付费后48小时到账，最晚72小时可完成充值。”同时，卖家特别强调严禁多渠道同时充值，这让林女士心生疑虑，但查看卖家信用记录良好，还是下了单。

付完款后，林女士向朋友分享这个“省钱秘诀”，却被对方提醒“这是洗钱新手段”。专业人士道出其中的套路：500元话费是骗子团伙诈骗别人的赃款，林女士在平台上支付给骗子410元，然后骗子给她的手机号充值500元。骗子收到410元，再用500元赃款给别人充值，成功地把500元赃款洗白成410元。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分工日益细化，作为网络犯罪链条的一环，电诈“工具人”日益呈现出组织化、层级化特征，逐渐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黑灰产业”，“小黑盒”骗局就是其中一种。前不久，无锡市梁溪区居民王大爷被一名自称“电信公司工作人员”敲响了门，称可以免费更新设备提升网速，给王大爷家加装一个“黑盒子”。谁知没过多久，公安机关就找上了门。

“电信营业厅发现，王大爷家的这部电话最近通话次数尤其多，于是向警方反映。我们一查，其中果然存在猫腻。”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民警介绍，所谓“黑盒子”就是名为VOIP的语音网关设备，外形酷似机顶盒，可以将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本市固话信号，通电连接就能自动进入持续工作状态，且由于安装在居民家中，十分隐蔽。电诈团伙在境外拨打诈骗电话，通话中显示的号码就是王大爷家的电话，很多人一看是无锡本地号，可能就放松警惕接了电话，被骗可能性大大提高。

“小黑盒”骗局一案，公安机关共查获9名违法嫌疑人。经查，他们在网站浏览应聘日结工时，发现这样一份“好”工作：上岗前，只需提供一张证件照，就能制作成所谓的“电信工作证件”。接单全听雇主发指令，一天完成一单就收入300元，不用风吹日晒，“躺着”就有钱赚。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日结工”背后的雇主，大多正是那些远在国外的电诈分子。

另一类常见的“跑分洗钱”类案件，同样分工细化，套路层出不穷。以资金流转链为例，最底层的“卡农”提供本人银行卡至“卡商”，卡商大范围收购、租借后逐级转移至“卡头”，通过“跑分”团队的操作，最终由上游网络犯罪人员实际控制并用以接收转移赃款。一个供卡团队和“跑分团队”往往同时为多个上游犯罪集团提供帮助，不少“卡农”在掌握一定上游渠道后，不再局限于自己供卡，也通过拉拢招募他人，不断扩大供卡基数，逐步演变为“卡商”“卡头”。“由于层级特征明显，不同层级之间虽协作紧密，但联络松散、流动性大，层级由下至上的打击难度较大。”高奇说。

省公安厅反诈总队民警提醒，诈骗分子还利用群众的贷款、换汇等需求，骗取他们的银行账户接收、转移涉诈资金，几乎无孔不入，导致这些群众“莫名其妙”成了“工具人”。在日本生活的彭女士近日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要兑换日元的广告，与之联系后，对方索要其银行卡号，声称由国内的“岳父母帮忙转钱”。彭女士收到43万元人民币后，将876万日元现金交付对方。第二天她的银行账户就被公安机关冻结，彭女士因收取涉诈资金被警方列为首要调查对象，原因即在于给她转账的所谓“岳父母”，其实正是犯罪分子骗到的国内受害人。

打击难度增大，治理需要合力

近日，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京泰派出所民警发现，辖区内某金店资金流水异常。原来，一名男子曾来店里说要给“父母”买5万元左右的黄金，但没带够现金，要求营业员提供银行账户，他让自己的“父亲”转账。“这个‘父亲’，其实是电信诈骗分子骗到的受害人。”京泰派出所副所长许翌晨说，这名男子通过购买大宗黄金来帮助洗白涉诈资金，这些黄金将通过其他渠道兑换成现金，再转移到诈骗分子手中。

“由于上下游联系都是通过密聊软件，这种软件难以定位，并且对方能随时删除聊天记录，加大了追踪和打击难度。”许翌晨说，如今，现金鲜花礼盒、烟酒、黄金、手机等价格高且易变现的商品，都会成为电诈分子蒙骗“工具人”进行洗钱的载体。诈骗分子以高薪为诱饵招聘兼职“采购员”，要求其用涉诈资金购买实物，以此达到洗钱目的。

在办案人员看来，电诈“工具人”相当于在司法机关与诈骗分子之间施了一道障眼法，让诈骗分子更加隐蔽，犯罪产业链难以被整体精准打击。周光旭说，电诈“工具人”的行为，实质上是犯罪分子将部分犯罪行为细化分工并进行外包。比如，实施引流、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提供手机口行为，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使诈骗犯罪手法更容易得手；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甚至帮助转款等行为，会导致赃款去向更为复杂。同时，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遥控指挥境内所谓“工具人”实施相关帮助行为，让打击难度进一步增大。

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犯罪的电诈“工具人”，往往以帮信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来追究刑责。“但这并不代表‘工具人’不可能成为诈骗共犯。”吴玥表示，如果一些“工具人”与电诈分子形成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知晓电诈分子实施诈骗的一些关键信息，存在共谋情节，就可能被定性为诈骗共犯，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惩治。

近年来帮信罪案件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打而不绝的态势。“往往是打击一批，很快又有新的顶上。”吴玥说，“工具人”只是整个诈骗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具有极强可替代性，落网后通常无法有效指证幕后电诈团伙，很难由此溯源实现对上游电诈分子的有力打击。

“对于帮信犯罪，治理难度远远高于打击难度。”吴玥建议，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提醒，让群众反诈意识及时跟上电诈手段的更新速度。“网络黑灰产是包括电诈在内的网络违法犯罪高发的关键因素之一。打击网络黑灰产，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坚持源头治理、齐抓共管。”

江苏警官学院教授缪金祥认为，应科学构建治理帮信犯罪的社会合力。监管机构要完善应对涉卡犯罪的机制体系，建立切实有效的失信人员管理及惩戒机制。互联网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强化平台监管技术，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有效识别和过滤可疑信息，建立风险提示机制，加强对平台用户身份的认证和核实，防范虚假信息传播，方便追溯上游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