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经济金融网记者有幸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硕士项目联席主任李祥林教授。李祥林教授就风险管理模型与实务，国内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畅谈了自己的想法。

李祥林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硕士项目联席主任。加入高金之前，在中外一流金融机构工作二十多年，在风险管理，金融新产品开发和研究，资产管理，保险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有丰富的高级管理经验。曾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花旗银行和巴克莱资本全球信用衍生品数量分析和研究，美国国际集团资产管理分析部门负责人。

李祥林教授拥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以及精算、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数学学士学位。他曾被选为北美精算学会投资分会理事，目前是《北美精算期刊》副主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全球风险研究所（GRI）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研究所(RMI)高级顾问。李博士是信用衍生产品早期开拓者之一，发明的信用组合定价公式被市场广泛使用和学术界认可，并获华尔街日报（WSJ）头版、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日本经济新闻（Nikkei）、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新闻（CBC News）等报道。

李祥林：当时我本科学数学，之后转向经济、金融，在国外读完MBA后又读了精算和统计专业。虽然每次在转专业的时候都面临很多困难，但回过头来看，这些专业都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更多。金融是一个应用领域，在过去30年，数量金融和衍生产品发展得非常快，它对数量要求比较高，所以多领域学习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李祥林：我认为在数量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很多新理论都是在实际中产生的，比如期权、信用产品、高频交易，以及金融工程中的一些计算方法等，都是首先诞生于市场中的，也就是说实践领先于学术圈。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过去，学校里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比如均值方差分析、CAPM，APT，FAMA-FRENCH三因子、五因子模型等等，但它们也是在与业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我认为在金融领域，业界与学术圈的联系十分紧密，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也经常与教授们一起探讨各种问题。

李祥林：模型终究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你如何去使用该工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在次贷研究方面做的最好的是Laurie Goodman，他是UBS房屋抵押贷款团队的领头人，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中，Goodman九年都被评为房屋抵押贷款分析师第一名。但在金融危机期间，UBS是所有华尔街公司中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与业务相结合，或者没有将信息有效地传递到公司高层。模型只是工具，如果没有传递到决策层，就不能发挥其作用了。

李祥林：我认为国内的衍生品市场一定会发展，但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发展。我比较倾向于要一步一步有序地发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推出新产品。像2008、2009年推出股指期货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担心期货市场对股市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当时，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所长面临很大压力，我们帮他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邀请学术界一起讨论期货市场发展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但最终推出这个新产品的结果是很成功的。

然而近两年做的一些产品比如场外期权交易，以及一些证券化产品，其中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认为可以多多借鉴国外衍生品的发展历史。现在国内把证券化产品当作是一个融资工具。在美国，通常要求资产再被证券化之后完全出售给一家独立机构，即所谓的SPV，剩下的产品本身就相当于一个企业。但目前国内没有这个做法，我们是“明股实债”，到最后我们可能不知道很多证券化产品的底层资产是什么。

此外，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底层资产的定价不透明，在债券之上加一层衍生产品之后的问题便会越来越多。我的感受是国内衍生产品一定会向前不断发展，但我建议应该一步一步走，成熟地推进，不要盲目地推出新产品。

李祥林：国内房地产目前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大城市应该解决年轻人对房子的需求问题，现在的时代对于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另外，应该减少市场将房地产当做是一个操纵的产品的现象。在美国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买房子的成本很高，有地产税、管理费等等，除非房价上涨很快，否则买很多房子的价值不大。而在中国，闲置房很多，有需求买房的人却买不起，这种现象不是很正常。我认为之后应该征收房产税，因为买房相当于占用了公共资源。回到房地产证券化，在美国，早期房地产证券化的产生目的是政府为了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为他们提供信用担保，从而把房地产证券化慢慢做了起来。但国内房地产证券化出现的目的不是这个，是为了帮助房地产企业融资。我觉得应该向前看，先辨别证券化的目的之后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