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行 | 杨善华：西水村田野日记节选

西水村田野日记节选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正如如前边对西水村的介绍，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角度来看，让学生将田野工作（尤其是访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日记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对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对文本的感受能力以及提炼概括能力的提升都非常有帮助。由此它也可以为学生以后撰写研究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对于一个刚进入田野实践的新手来说，他/她写的日记肯定是以描述为主的，因为他/她还没有建立起对田野日记的评价能力，而且对于自己调查的这个村子以及村里的被访人都是陌生的，他/她还没有形成足够自信的判断，所以落笔时难免会小心翼翼，将田野日记只看成对所见所闻的记录。下面摘两篇田野日记供大家比较。

 左起依次为蒋勤、杨善华、老郭。

李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的，本科期间没有类似的田野调查经历。下边摘录的是她2004年12月的日记：

2004年12月3日       雾

今天早上七点半，我和蒋勤师兄从万柳出发，八点四十左右到达北京西站，梁玉梅师姐在进站口等我们，上火车的时候见到了杨老师、程老师和陈文玲师姐，还认识了另外两个同伴刘楠楠和龚博君。火车是八点五十三分的，所以我们险些迟到。火车上我们进行了分组，程老师、陈文玲、梁玉梅和龚博君一组，我被分到杨老师、蒋勤和刘楠楠那一组。

十一点半左右我们到达了石家庄火车站，天很冷，雾蒙蒙的。杨老师和程老师买完返程的火车票，十二点一刻，我们打了两辆出租车前往P县，石家庄看起来还是比较繁华的，路上的车很多，与平时别人给我灌输的“石家庄乃中国第一村”的观念不太一样。路上我们经过华北电力集团，有好几个粗粗的大烟囱，附近的空气质量显得更差了。

一点一刻我们到了P县政府招待所，听两位老师说这里已经装修过了，而且与去年相比，房价也涨了。房间的条件不错，房间里准备的服务指南里除了房价表还有X镇的旅游地图，所以，装修可能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革命圣地吧。（后来我们听村民说X镇要建市，所以装修为了配合这一举动也有可能，当然这是后话了）

休息十分钟，我们从招待所出来吃饭，本想去以前常去的那个老地方，但是那家饭店已经关门了，杨老师推测经济还是不太景气。后来我们去了招待所对面的五洲饭店，这应该算是县城里比较上档次的饭店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一点三刻左右，只有厨师和服务人员围坐一起吃饭，一共有三桌人，可见它的规模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北京这种饭店在中午应该不会这么早就没有客人了。

三点钟，我们雇了一辆面包车，司机答应晚上再去接我们回来。一刻钟左右，我们到了西水村村委会，西水村里的路都是水泥路，房子全部都是砖瓦房，大门的设计很相似，比较气派，整个村庄显得比较规整。我们先去了村委会旁边的S大叔家，在门口看见了S大婶从里屋出来，打过招呼后，她带我们往村委会的接待室的方向走，这时我们看到S大叔推着自行车回来，脸红红的，显然刚喝过酒的样子。他把我们让到接待室里，接待室比较简陋，一进门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头版头条为十六届一中全会的河北日报。我们开始了对第一个人物的访问。

S大叔

S大叔是Q家的女婿，现任西水村民监督小组组长，也负责接待工作，所以他通常也是历年都要访问的报告人之一。这次访谈，我们还见到了他的孙子孙女。

他向我们提供的主要信息如下：

1、一两年内要建X市，这意味着他们居住的西水村的行政级别也将上升。村里人对此反应积极。

2、土地问题：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以老S一家为例，人均耕地面积仅两分多，但每年收获的农作物基本够吃；最近铁路征地17亩，对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兑现了两万五千元，据老S讲，这些钱作为集体收入；奶牛场占用的土地，进行双八百（每年给农户八百斤玉米八百斤小麦）补偿；中央的农业政策在西水也落实了，每亩地8元钱农业补贴；农业税也减免了。

3、介绍了奶牛场的基本情况。奶牛厂每月赔四百元左右，S大叔说这种情况已经好多了，原来还赔一千多块呢。

4、介绍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运作情况。说他自己的补贴已经三年没发了，发出了村干部不好当的感慨。

5、从S大叔口中得知，村里的几个企业都很红火。这与去年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对S大叔的访谈过程中，以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访谈过程中，S大婶在门口有意向我们介绍相关信息，S大叔制止了她。难免让人联想到目前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及角色定位带有很强烈的传统色彩。

2、西水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农业补贴在这个村里没有明显的实效。包括农产品价格上涨，看似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同样因为地少的问题，这种实惠也很有限。所以，针对类似西水这样的农村，提高农民收入也许还要另谋他路。

3、S大叔为了让我们听清楚“雅座”这个词，甚至在纸上给我们写出来。很可能让我们知道他在村里是有头有脸、受人尊敬的人物，因为在宝山儿子的婚礼上，S大叔等四人被安排在雅座上。

4、在S大叔提到婚礼随份子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干亲随得最多，有五六百左右。不知道在西水村，干亲这种社会关系在差序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不知道认干亲现象在西水村和其他的农村是否普遍？

从S大叔家出来，两位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迁村时留下的石碑，石碑在一个凉亭里，碑文是老G刻的。然后我们来到ZQ的织布厂，门口残留的门柱上还写着“农业学大寨”。ZQ的厂到处都很黑：墙壁黑，车间里也黑，锅炉房更黑，还有一条很凶很凶的大黑狼狗。ZQ厂旁边是一个纺织厂，是LP、QLP、ZQ和LZQ合资建的，纺出的线直接用来织布，和ZQ的厂基本可以流水线作业了。我们参观厂房，车间里织布机的噪音很大，粉尘也很严重，我觉得对工人而言工作环境太恶劣了。我们也参观了制成品，布很粗糙，但据说销量很好。一进厂，就可以看到宣传板这样写道“我保证你们的工资，你们向我保证质量”，看来还处于低层次的管理水平。

五点三刻我们乘车回到了县招待所，晚饭时杨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大概谈了一下自己的印象。回去休息十分钟后开始讨论。讨论中梁玉梅师姐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QLP和LP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杨老师在最后总结时谈到以下几点：要学会怎样用资料去说明问题，这也是讨论的意义之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要投入，去感受他们的生活；要学会把现象和问题放在社会学的视野之下来思考。也谈到了老S的解烦录，一方面反映出他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人到六十岁的一种感慨，“书生老去、机会方来”，面对巨大的不平衡，这个解烦录就是老S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要注意回顾访谈对象以前的经历，来关注他的变化。

看李静的2004年12月的西水村田野日记的最大特点，就是“介绍”，这里包含了她对我们路途中所见所闻的介绍（和谁同去，何时出发，何时到达，吃饭在哪里），也包含了她对调查和讨论的介绍（访问谁，他说了什么，晚上讨论老师说了什么），但是缺少她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当然，她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这一篇日记写了一天的工作，有两千三百多字）。而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学生在知道什么样的访谈是一个“好的”访谈，讨论会上什么样的发言是一个“好的”发言，以及回学校后的日记写成什么样才是一篇好日记时，她的学术自信才开始形成，才能写出一篇我们觉得是“好的”田野日记来。李静后来进步明显，她从被访人叙述中提炼出有社会学意义的话语的能力在我们团队中堪称典范。

陈文玲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1997级本科生，2001年在吉林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她在进北大之前显然是没有做过我们这样的田野调查，所以刚开始进入田野时对文本（叙述）的感觉比较差，另一方面，她也缺乏农村生活的社会常识，这使她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到了2006年1月去西水村调查时，她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下面摘选的就是陈文玲所写的2006年1月12日的田野日记：

这是我第二次到P县调查，第一次调查（去年12月份）使我对这个工业化发展较快、家族政治色彩鲜明的村庄以及几个家族背景及自身特点各不相同的人物有了一些初步了解。这次能够看到村庄以及个人新的进展和变化，是我所期望的，当然，也是事物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06年1月12日中午，师生一行以12人的空前规模来到P县。下午3点多，在西水村老S的办公室（老S所在的其锁厂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访谈已经开始，当然，老S还是我们进村后的第一个访谈对象。这次看到的老S，衣服整齐，头上戴着蓝黑色的西瓜帽，气色很是不错，跟去年所见想比，不见其衰老，倒可以说更显年轻。许是坐在自己平时工作的场所，再加上和我们的老师已是老朋友，对我们一行的目的也不再存有疑虑和困惑，所以他神情很是从容，脸上也挂着熟练应对的笑容。

几位老师详细询问了Q三叔去世后丧事的安排，以及三叔的儿子ZQ二次结婚和所生孩子生日的操办，老S都随口一一解答，包括一些比较具体琐碎的细节，他基本没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给我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都是发生在老S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本人一手亲自组织操办的。对这些事情的熟稔程度如此之深，这固然同老S在村内的角色和社会位置有关，但仍可以反映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可以看出，在农村这种地域范围较小的熟人社会中，无论各家的围墙有多高，大门有多严实，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这种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当事人自家的私人事情，而转化为村庄内部的“非正式公共事务”，至于这种公共性的扩展面有多大，具体视该家庭的权力、财力、声望、资源占有和社会网络大小而定。可以说当事人有惯常意识在有事件发生时需要周围亲戚邻居的参与，因为这是显示其家庭家族势力和社会关系资源的有利时机，也是其进一步分析村庄内部或相对更大区域内家庭家族关系的适当契机；或者说当事人没有意识要保护所谓自家的隐私；或者说当事人即使觉得有必要保护部分的隐私，但碍于情面和村庄的舆论环境等，也难以做到。村里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自然参与进来，这种参与包括对活动的亲身参加和置身于外对活动的议论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件的产生无疑给村民日常平淡的生活之湖掀起一点点涟漪，事件的发生发展足以成为他们许久的一个谈资。事件使各家之间的人情深浅和关系程度得到体现或者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事件的观察和议论，村民也能够获得新的发现和认定，既而对今后的行为决策有了新的方向和尺度。

老S的整个讲述内容大多是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很少主动来谈什么，特别是涉及到村里一些关键人物的事情，能够感觉出他的小心与谨慎。但是他主动稍微提及的一点内容还是触动了我。老S谈到村里很多人当初为了子女的工作有个出路，花钱买了城镇户口，到头来城乡差别要取消，所以没有得到期望的利益，而不得不再次返回村里的事情。能够体会那些农民当初对这种户口政策的深切期望、对自己儿女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以及重新回归农村的失落和抱怨。花出一笔不是很少的价钱来为子女的前途做一投资，对于这些农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一选择充满了彷徨、犹豫与孤注一掷。最终，这场可以称之为“赌博”的抉择，农民输了，而且输的很惨，为此，他们损失了金钱，丢弃了颜面，甚至丧失了信心。但是，明明知道这是场有输有赢的赌博，农民又能够如何？他们有勇气和底气选择可以不去参与吗？参与了，表明还有一线希望；不参与，则彻底断了这样一条希望之路。所以，在国家和地方各种政策的运作和变动调整之下，农民就像被摆布的木偶，运气好的时候能通过对国家或地方政策的把握和利用，得到利益，尝到甜头。但更多的时候，农民再有生存智慧，也逃脱不了被政策左右的下场。

晚上的师门讨论，建文所谈的村庄政治精英的定位问题，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乡村政治精英在自由的政治空间内，为了协调上级命令与村庄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保障村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在政策执行上作出适度的变通。但我觉得，如何协调自身利益与村民的利益更是对其驾驭村庄政治经济能力的考验，这里的自身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个人声望等。比如说QH，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因为他获取了个人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获得了即使离位以后依然存在的好名声。他之所以能够做得圆满，在于其经济利益的实现不是在村庄内部，也不是明显依靠村庄内的资源，而是将其在位时候积累的各种关系资源等挪到村庄外部，这样，QH的利益实现看似和村庄利益和村民利益没有了瓜葛，自然也就不会招致村民对其的反感。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QH这种类型的精英可以说既抓住了村庄的经济发展，又维护了村庄干群关系的稳定，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优秀精英。

我在读这篇日记时，一是感到了她的自信，对现象能用自己的见解来分析；第二是有自己的提炼和概括，比如将村庄里的红白喜事概括为“非正式公共事务”；第三是对农村的人情世故和社会常识的熟悉，这使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和理解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农民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第四是叙述和分析的社会学化，这说明她脑中的社会学视野已经确立，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她已经找到了社会学的感觉。所以我的反馈是在阅读了她的日记之后专门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告诉她，你已经上来了，入了社会学之门，以后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文字编辑：王迪、宋丹丹

推送编辑：朱婧茜、毛美琦

审核：凌鹏、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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