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行 | 杨善华：西水村田野点纪实

 视频来源：纪录片《滹沱记忆》，感谢河北电视台刘亚军导演授权使用纪录片的片段。

西水村田野点纪实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河北省P县西水村是我们团队的第一个田野调查点。这个村庄从我们1996年2月第一次进入到现在，我们已经追踪了27年。在这27年间，我们见证了这里的村庄草根工业的兴盛和衰落，也亲眼看着当年接受我们访问，甚至与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的老人一个个的逝去。

说起我们团队对这个村庄调查的起始，还真有点巧合的因素。了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过往的学人都知道，1982年社会学系在北大重建之后，系里师生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学的影响，基本都是定量分析，因而是以问卷调查为实地调查的主要方式。

不过到了19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系里的王汉生老师与孙立平老师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新法国社会学的主要成员伊莎贝尔教授合作，开始在河北白沟做田野调查，由此，定性研究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生根发芽。我因而觉得也应该做一点定性研究。那时，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工作方面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系的阮新邦教授与他的团队，自1994年起，一直在珠三角的东莞做农村家族方面的田野调查，他们非常想在中国内地寻找合作者，做北方农村的家族研究，以期与东莞农村的家族进行比较。他们的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建议他们到北大来找。这样，他们就跟我接上了头。大概是1995年的11月，我跟阮新邦教授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商讨合作。那时我对华北农村家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亏得是老朋友刘小京说他可以帮忙。刘小京老师有个发小，老家在河北P县，他父亲是当年从P县走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司局级干部。刘老师跟我讲，他们的姓非常罕见，全国合在一起也不超过几万人，这个村里大概有一半人是姓Q的。这就把问题解决了。

第一次进村是1996年2月。在此之前，为了避免村里不认这样的尴尬事，我们还特意去了一次石家庄，通过刘老师的关系找到中共河北省委相关部门，请他们打了电话。首次去西水村的有程为敏老师、林彬老师、刘小京老师、张静老师还有我。当时，后来在西水村做了20年党支书的QLP那时刚刚接任书记不久，因为刘老师发小的父亲是他的大伯，所以我们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临走那天大清早，QLP还特意赶到长途汽车站，送了我们每人一盒鹌鹑蛋。

之后，先是刘小京老师和唐军在西水村调查。当时条件简陋，为了方便调查，他们就住在村委会里。

后来，到了7月，我们又再次进村，当时是我与程为敏、刘小京、唐军、李猛、侯红蕊和赵力涛在西水村做访谈。那个时候西水村前前后后有不少事件（故事），包括一起村民的自杀事件，村里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正好我们可以寻根究底。

我们团队在当年11月份又去了一次。那段时间对西水村访问很密集是因为除了唐军之外，侯红蕊（1994级硕士研究生）和赵力涛（1995级硕士研究生）都准备用西水村的资料来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在这样的调查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一些判断和概念。比如说，对于北方是否存在家族和家族活动这一问题，我们都很赞同杜赞奇在《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的观点：“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北方宗族就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用赵力涛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村里还是有家族”。

西水村调查的第一批成果是唐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变革中的家族生长—从事件入手对华北村落家族群体的一项实地研究》（1997年），唐军的文字好，访谈材料的使用既充分又得当，分析也很到位。这篇论文在1998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赵力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家族与村庄政治》虽是在1998年答辩，但其文字之老辣与眼光之锐利，给参加答辩的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在西水村第一年调查结束后，把访谈录音整理出来寄给了阮新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当时看了资料很兴奋，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就提出由我和他们团队的罗沛霖教授共同主编，将西水村的田野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即《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下>实徵调查》，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我们这里也分了一下工，程为敏写妇女，刘小京写调解，唐军写家族，我写家族与村庄政治。这是我们的调查首先获得学界同行的肯定，所以我们都很兴奋。

但是作为这支团队的带头人，我觉得冷静总结我们前一段调查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下一步调查的深入以及对田野调查方式做一种制度性的探索。

首先，我们肯定了这样的追踪调查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追踪调查可以大大降低进入一个调查点时花在进入程序上的成本，而且因为追踪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与村民的角色定位，即从调查员和被访人转换成朋友，这样对在访谈中拉近我们与被访人之间的距离并将访谈变成聊天从而了解村庄中发生的诸多事件的真相会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团队决定将在西水村的调查坚持下去。

其次，在西水村的调查也让我们看到了学会做田野调查的最佳途径就是将自己投身于田野实践，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学会如何做田野。这里最重要的是从事田野调查的经验。我们的学习包括如何提问、如何烘托访谈气氛，如何评价被访人叙述的价值，如何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分析资料等等。像上面所讲的需要学界同行来评价我们访谈资料的价值的事情随着我们评估能力的提升，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另一方面，功利地说，这样的调查对培养学生的调查和研究能力，乃至帮助学生获得写论文所需要的主题与经验资料，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再次，对于在调查中如何安排每天的工作时间以及回到学校之后如何进一步“消化”通过访谈和观察得到的资料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就以田野日记而言，最初我们只是觉得每天的工作（如访问了谁、谁是访问员）还是要记录一下，因此写得就像备考的工作日志，而且对学生也没有写田野日记的要求。我这里保留最早的访谈日记系1997年8月的（作者是程为敏老师），整个格式是这样的：

1997.8.14日

6:30：程为敏、罗刚、吴愈晓、陈刚在北大南门集合，乘出租车至北京西站；8:05-11:17：乘207次特快列车准时到达石家庄，出站后在出租车站等候上车。行至石太高速公路时两辆大型卡车相撞，堵车20分钟；

12:50到达P县招待所，午饭后休息；

16:30-18:30：讨论调查计划；与Z主任联系。

15日

8:00：程、罗、吴、陈出发下村，结识出租车司机H师傅，讲定价格为每趟10元；

8:30-11:00：听QLP介绍村组织情况；因罗、吴、陈对当地口音不适应，故决定四人同时行动；

中午在村吃饭，SXH忙于应酬来村验血型、登记户口的派出所民警，无暇顾及我们；

13:00-15:00：访问村民代表LSL，了解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

15:00-18:00：访问SXH，借到村委会会议记录回城复印；

晚上Z主任、S科长开车接我们回招待所并在招待所食堂请我们吃饭、为我们联系下周一去镇政府访问。

用现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样的写法很像记流水账。后来我们逐步意识到让学生写田野日记的重要性，就将这一要求变成了制度。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努力，现在学生写的田野日记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2019年9月我们访问了西水村之后，2018级本科生胡雨蝶在一个星期内交上了自己的田野日记。看这篇日记（这里只摘了一小部分）你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刚入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之手：

9月21日上午，我们师生8人先去拜访了村书记LP。茶杯中沏着西水村新种植的菊花茶，屋里充盈着故友再见的欢喜。而LP也因时隔多年再次上台，言行中充满了要将村庄治理好的自信。尽管如此，他只是介绍了一下村中的产业和长远的打算，却从头到尾对ZJ下台等政治事件含糊其辞，仅仅提到他因为“犯了事”没办法再做了。这让我想到杨老师来时路上所说，西水村是少见的无一人上访的村庄，其根本原因除了本身建设，还与领导的能力息息相关：ZJ主要依靠铁手段为村庄谋取实际利益，而LP则是依赖中庸的处事方法，虽然后者可能在经济建设能力上略逊一筹，但实际上，这不仅及其需要对村庄利益链条的全局把控，更需要LP敏锐却平和的心态和个人的领导魅力。这无论对上对下都是较为稳妥的方式：正如他所说，ZJ现下台了，因为上面不让他干了，不让他成为县委的把柄；还有ZJ也犯了根本性错误，LP说这些的时候，透露出一股他绝不会犯错，而是会将村庄治理好的自信，也有着在政治场中摸爬滚打的老练劲儿。而且，尽管离开政治中心数年，LP依然保持着对村中事务的高度敏锐度：例如XY和ZQ住在一起，ZQ要离婚，HF以破坏军婚罪告ZQ之类的事件也面面俱到。LP一直以观察万花筒一般的态度变换着视角记录整个村庄，这凸显了他自居领袖的责任感，也代表了他时刻有着谨慎地盯着这一方小小政治场域的自觉。

接着，陈老师、士龙学长、颜学姐和我在路上遇到了干农活归来的WK。陈老师一提到他的身份，WK就自豪地比划着五个手指：“我来这里当会计，已经——五十年啦！”这种对于时间的强调，实际上彰显着他于贡献的强调，以及典型的“文员干部式”自我认同。而当我们迈入他新搬进的单元楼，WK也激动地和我们介绍了新房子的好处：有煤气补贴、有专用车库、每平方米的建设费由村民共同出资、到时候能卖二十几万等等……他还提到，第一期单元楼建起来时他没有搬进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面对更高昂的房价也能支付。这体现的其实是他公共精神和私人生活的统一。这样为村庄谋福利、同时享受新制度的干部还有很多，西水村依旧依靠着紧密的团结感和凝聚力维稳运行。现在上访现象越来越多，其实除了农民自身处境的原因，还因为在个体化进程中，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己经衰弱,在个体与集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上级组织等关系的处理上,个体可以毫不掩饰公然地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利益,个体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农民开始更多与遥远无形的国家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对基层组织的存在合理性感到强烈的质疑。而西水村则没有这样的土壤，领导保持着对上对下的中庸平和，而干部最重视执行：尽管有“都五十年了”的自我标榜，但他们从来不代替领导做决定，也不影响领导的决定；而是学会认识村庄里不同的人，并将其统摄上升到一个类的高度。因此即便政治格局错综复杂暗流涌动，但西水村大体上保持着紧密合作和上下一体的运行秩序。

晚上的师门讨论，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村中的舆论力量。而这种舆论，一方面来自于村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例如MZB作为P县的干部子弟，后来又转到房地产经营，还将路面的修缮和硬化、把村里的貂厂转移等等事项提上了日程。村民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从宏观的视角关注此人的人际关系、具体能力和所办实事，而更多地只看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实际的好处，甚至有时候，为了这种个人利益可以改变舆论的风向。杨老师便就此提醒我们，不能按照受访者给你的叙述来推测这个人，而首先要去看此人做成的事情——例如ES能够在经商的环境中立得住，说明他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商人，而可能隐瞒了不少东西，并与村中主要力量有利益关联。另一方面，舆论的力量来源于村中的伦理秩序。例如老L是养鸭专业户，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给了两个儿子一人五万，后来医院误诊去世，老L的老伴想要儿子养，但如果儿子不养，也不能打官司；女婿花了钱给老刘做棺材，于是老太太把3万块给女儿，但女儿表示即使你不给钱也会养。陈老师告诉我们，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舆论输出：女儿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已经默认了自己无论受到的待遇如何，必须承担赡养义务，这既是道义舆论的结果，也更加为其壮势。在早上去找ES时，我们实际上就经过了一片老人们一起打牌、谈天的“公共空间”——这不仅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对共同语言与伦理秩序的扩大、对村民非正式监督的雏形。正是因为如此，村庄才遵循众人制定的秩序、以村民利益为导向发展了下去。

至于在西水村的讨论会与总结会开始于何时，准确的时间应该是不可考了，但是根据学生的田野日记和整理的访谈材料，我认为应该开始于1998年8月的调查。但是有意识地将这些做法与培养学生的能力连在一起，这应该是在实践中看到效果之后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包括讨论会和总结会应该如何开等做法，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了2000年，讨论会、总结会和学生写田野日记作为作业，都已经变成了不成文的制度。

 2019年11月在西水村与老书记德培见面。左起依次为傅春晖、德培、河北电视台工作人员、杨善华、来平。

西水村的田野实践不断启发着我们的学术灵感，让我们逐渐体会到以访谈和观察的方式开展的田野调查，其实质是一种意义探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最终以我与孙飞宇合作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一文表达了我们从现象学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田野调查的理解。

而西水村的田野调查也得以继续下去。从整理的资料看，即使在新世纪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中断，只是因为疫情，2021年与2022年停了两年。2023年2月18日与19日，我们团队再一次访问了西水村，见到了已经从书记任上退下来的QLP，了解了疫情期间村里的情况，这就跟2020年9月那次访问对上了。

从学生这个角度看，西水村给他们的帮助也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到2023年，我们团队中的同学以西水村的访谈资料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5篇，硕士学位论文有6篇，本科毕业论文有2篇。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系2005级本科生李勰，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都是用西水村的调研资料完成的。所以，西水村就是我们田野工作的发祥地。

文字编辑：王迪、宋丹丹

推送编辑：李金瑶、毛美琦

审核：凌鹏、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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