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一个俄罗斯医生眼中的中医
1840年，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作为俄罗斯布道团医生来到中国，1855年撰写了关于中国医学的报告。该报告的前言部分对中国的医学著作、医生地位、医生的诊疗情况均做了详细记载和评述，其中关于北京医生的诊所、诊金、行医方式的记述罕见于其他文献，对中医学的评述也反映当时西方医生的看法。其视角独特，是研究中国医学史和医疗史值得重视的材料。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同时也把中国的科学文化介绍到国外。中国医学是传教士感兴趣的学问之一，不少传教士向西方介绍过中国医学，以往由于资料难得以及语言文字障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较少，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相关文献陆续被发现，有些还被译成汉文，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并发表了一些关于传教士对中医评介的相关论文。已有的文章侧重介绍和评述传教士对中医的看法，但是对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医学图景介绍较少。无论这些外邦人士来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以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当时中国医学的状况，其中一些内容对于置身其中的中国人而言，觉察不到，因而也不会记录，但确是当时中国医学和医疗状况的真实写照，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他们对中国医学发表的看法，很多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通过他们眼中折射出的中国传统医学，对中国人认识中医学亦有价值。兹对19世纪中叶俄国传教使团医生塔塔林诺夫所见之中国医学作一介绍。
1 塔塔林诺夫及《中国医学》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从"永息兵戈，永远和好"出发，对来京的俄国使臣和商队，一律给与礼遇，特设邸舍安置。1694年，清政府将东交民巷原高丽馆让与俄罗斯人住宿，此后又建立了教堂，成为俄罗斯布道团的固定居所，称俄罗斯馆。俄罗斯馆名义上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使团，实质上俄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实际上起着外交使节的作用，其工作内容就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1716年，第1班团成员来到中国，此后，大约每隔10年进行换班，到1864年，俄方共有派遣14班布道团。从第10班开始，使团派遣随行医生，每班1名，总共5名，其中不乏医术高明者。第11班布道团的医生波尔菲里·基里洛夫(1801—1864)曾治愈中国多名宗室病患，当时被誉为"秦缓"。塔塔林诺夫是第12班随团医生。
塔塔林诺夫(A.A.TarapHHoB，1817—1886)，全名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塔林诺夫中文译名为明常，也称明长，音译也作他他哩纳甫、他他哩诺幅，毕业于彼得堡外科医学院，医学博士。1840年，其随第12届使团到达北京，在理藩院读书8年，学习汉语，也曾在北京行医。但是，他后来弃医从政，去新疆参加西北通商谈判，1851年出任俄国驻塔城首任领事，曾挑起1855年俄国"货圈" (贸易站)被焚事件，不久离职返回俄国。1857年，他以"通事"身份加入普提雅廷使团，再次来华，为逼签《中俄天津条约》出谋献策。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前，他被派到北京收集相关情报，1860年，他用汉文炮制了《中俄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一不平等条约。塔塔林诺夫不仅精通汉语，而且对中国"官场体例，亦似稍知"，可以说是个中国通。也正因他了解中国国情，抓住了清政府的软肋，帮助沙俄实现了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
与其他布道团成员一样，塔塔林诺夫也负有收集中国从医学到哲学等情报的任务，他于1855年和1859年发表了2篇有关中国医学的文章，分别为《中国医学》和《试评中国手术中应用的止痛药和水疗法》，登载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集》第2集和第4集，该文集由彼得堡军校部印行。
登载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集》的《中国医学》只是前言部分，尽管如此，内容已经很丰富了。文章介绍了中国医学的起源、中国的医学书籍、中国医生的等级和教育、慈善机构、医生的行医条件、农村医生、医生的社会地位、太医院和太医、中国医生的解剖学知识等。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该文作者长时间生活在北京，从一个外国医生的视角，记录了一些对中国人而言习以为常，但不会见诸文字的事物和场景。《试评中国手术中应用的止痛药和水疗法》则是对华佗麻沸散的评述。尽管塔塔林诺夫的行径为中国人所不齿，但这2篇文章却反映了他对中国医学的认识和在北京所见的医疗实况。在此重点介绍前一篇文章的内容。
2 对中国医书的评述
塔塔林诺夫的《中国医学》开始就介绍中国的医书，他提到的医书有《黄帝内经素问》《难经》《伤寒论》《景岳全书》《东医宝鉴》《类经》《寿世保元》《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眼科龙木论》①《眼科大全》《窦太公全书》②《医宗金鉴》《济阴纲目》《温病条辨》《医林改错》《针灸大成》以及2部痘疹著作，1部兽医著作《牛马经》。
②当为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又名《窦氏外科全书》
他对《黄帝内经》论述较多，认为《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并不像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成于黄帝时代："《黄帝内经》一书的编撰者迎合了中国人尊崇一切古代的东西、无可辩驳地信奉古人、喜欢把一切东西的起源追溯到黄帝时代和把所有技艺的发明都归功于他的心理，给自己的《内经》一书标上了黄帝的名字，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达到通过这样一个名字使这本书具有一种久远的渊源，并使人们像尊重真正的黄帝的作品那样来尊重它的目的。" [7]现在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一观点。
接着他又考证了《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把它的问世归入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或公元后最初两个世纪之时的话，我们将十分推崇古代中国医学知识。这种推断可以在历史书籍中找到证据，公元23年到226年之间的东汉已经发现有《黄帝内经》这本书。" 这一结论与学界现在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
对于《黄帝内经》的水准，他说："必须承认的是，在其他民族仍处于较低教育水平时，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有关人体结构和治疗疾病的知识。" [7]足见他还是有一定历史观的，没有像同时期的西方传教士那样，将《黄帝内经》与当时欧洲的医学水平进行简单比较，得出中医学水平低下的结论，值得肯定。
关于《伤寒论》，他认为："张仲景关于伤寒病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根据人体主要血管的分布逐步列举了伤寒发作的症状。"显然，他把经络当做血管来看待。他还介绍了《伤寒论》的注释情况："尽管人们曾多次注解过这本书，但它的主要原理一直没有改变，而且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最好的。"
对于《景岳全书》，塔塔林诺夫给予较高评价："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医书之一，直到现在它还颇负盛名。《景岳全书》的论述之严整是很少见的。如果认为编撰者有何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他过分强调了滋补药品，而且书中所有的疾病都是由身体衰弱和抑郁引起的。" [7]作者还是有一定眼光的。
塔塔林诺夫对于《本草纲目》的评价最高："此书介绍了大自然三界中的医用及非医用资源，其味道、医药特性和所针对的疾病。《本草纲目》以对植物和动物外形特征的精确描写而见长于同类医书，这一优点归功于它那位熟知自然事物的编撰者李时珍，他把所有没用的，即便是在其它医书中得到承认的，同有用的部分划清了界限，在自己的书中单列了一章，使人们有可能很快并且准确无误地在没用的和错误的之中找到最有用的。李时珍的这本书是我所知道的中国自然史方面最好的书。书中还搜集了各个时代的许多验方，介绍了采集医用植物的方法和时间。" 《本草纲目》确是中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塔塔林诺夫也不吝赞美之词。
对于《医宗金鉴》，他却颇不以为然："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其它书中一字不差地抄袭过来的关于伤寒病的专题论述。该书极为简单，只记下了病的治愈：不是描述疾病发作时的状况和治疗方法，而是罗列了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的汤药、药粉或药丸的名称，根据它们推测这种病的发病特征" 。同时他也注意到， "《医宗金鉴》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些外科疾病，还配有插图。在外科这部分增添了一点关于骨折及其疗法的论述，这是在其它任何一本医学教程中都没有的"。《医宗金鉴》关于骨科疗法的介绍以及精致的治疗示意图谱，确为该书之特色。对于用药特点，他写道："《医宗金鉴》中建议用来治病的都是一些平和的、并没有危险的药。同样，这些药的剂量和实践中常用的相比，也算不太少的中等剂量。" 《医宗金鉴》是一部基础医学著作，并不注重创新性，这一点，塔塔林诺夫未加区别。
《医林改错》刊于1830年，受到当时医家的重视，但塔塔林诺夫却认为："《医林改错》是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差的医书之一。它的作者在试图修正自古以来为人们所接受了的解剖学知识中不合理之处时，反而犯了更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澄清错误，反而显示了对人体结构的更糟糕的了解。" [7]让他难以理解的是， "虽然这本书中讲的东西都很荒谬，但许多中国医生还是很信奉它" 。塔塔林诺夫单单从解剖知识的正确与否来评价该书，没有从解剖学的历史角度看问题，是有局限的。事实上，稍晚于他的美国传教医生德贞在翻译《全体通考》时就参考《医林改错》，并将其中的解剖学内容译成英文发表于《博医会报》。此外，中国人推崇《医林改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书创制的活血化瘀的方剂在临床上的显著效果，这一点也不被塔塔林诺夫所知。
塔塔林诺夫虽然介绍了中国的痘疹书，却没有介绍人痘术，而且认为中国是通过牛痘才认识到接种可以预防天花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对中国医书，他给出如下评价："除上列医书之外，其实还可以列出一些和它们类似的，中国医生多少使用的医书，但是，这里数量并不见得能够保证质量，也不见得会更好或更多地阐释中国医学主要知识。就像我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对所讲对象的解释的完备程度上，还是在对有关该事物的概念的区分上，中国的新旧书籍(我应该指出是医学书籍)之间很少有区别。似乎中国的一切都注定永远一成不变！至于说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检验和发展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后来的书中还没有一本有过这方面的意向，在有了那些从父辈流传下来的医学指南中得来的医学知识之后，这种意向被认为是对受到尊崇的古物的侵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余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新旧书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也没有必要了解许多书，尤其是较新版本的内容，而且，正如上面我所说的，无论书是古代的或者最新出版的，是关于医学某个部分的还是整个医学的，其中的基本医学知识到处都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尽管他是带着西方医学的有色眼镜审视中国传统医学，难免偏颇，但是，中国传统医学重继承，轻创新，也是不争的事实。
3 对中国医学和医学史的认识
《中国医学》开篇就论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塔塔林诺夫认为中国医学有着悠久的渊源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中国医学的最主要印象的是尊古和停滞不前。他说："从中国医学的简明历史中看得出，自始至终医学知识都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的医生在所有涉及解剖学、病情诊断和药材性能的鉴定方面必须遵循古人的训导，虔诚地相信从古代保存下来的医书中所讲的东西。当今中国医学的状况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当今中国的医生所知道的不比《黄帝内经》这本众所周知是最古老的医书中所讲的多，尤其是关于解剖学内脏的机能和所有主要的基本医学原理等方面。如果可以把什么归功于后来的医生的话，那就是他们提出了几种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但这也是二三百年前提出的了。"
他进一步批评说："中国的医生中还没有人敢于评判自己医学的基本原理的可靠性和正确性，验证改变它们可能带来的益处。无论何时何地，古代医书中所讲的一切东西的正确性都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不管怎样，不遵循它们就意味着自己的观点将被认为是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对古代东西的尊重！中国人的全部教育就是学习古代的东西，他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他的祖先在二百年、一千年前就知道的东西。如此一来，自从黄帝确定了其规则和原理之后，中国医学没有前进过一步也就不足为怪了。人类认识必定逐步完善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人的做法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中国即使不是在自己的道德和生理教育方面倒退的话，也是在早已达到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他认为中国对医疗缺乏监管是阻碍中国医学发展的因素， "可以自由行医，没有任何规定来约束，同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学习随便哪本医书；没有能很好地指导初学者的医学参考书，全国没有私立的或官方的社会医疗机构。" "这些都在向我们证明，医学在中国既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比现在的中国医生所掌握的更好。一切都阻碍了医学的发展，使它不能继承并发扬原有的医学知识。"
总体上，塔塔林诺夫对中国医学评价不高，他认为"在解剖学方面，中国医生只掌握着些最初等的，确切地说，是最不完备的知识；他们用最不可信、最不连贯的征状描述病情，开的是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确定对人体会起什么作用的药。" 这当然是因为他对中医学缺乏深入了解，也受时代局限，产生的错误认识。从《黄帝内经》到19世纪中期，中医学也一直在变化、进步，尽管缓慢，但是，这种变化有时是在崇古的旗帜下进行的，对于外国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的。
4 北京的医疗风景
塔塔林诺夫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就是关于北京医生和行医方式的描述，许多场景应当是真实的。
清代除太医院外，国家并没有面向民众的医疗管理机构，对于医生的行医资格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塔塔林诺夫对这一点有较多描述，他写道："政府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和条例来管理学习中国文学和古籍的人，他们以此可以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学位。而对学医的人却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前者有权根据考试得来的学位首先谋得官职，并且还有望继续高升，而学医的人没有类似的权利。" 有关清代的医疗管理方面，其他传教医生也有相同描述。
"只有那些在朝廷中当差的医生才受医学衙门的管理，像从前一样，还是谁都可以得到私人医生的称号，也正是因为这样，私人开业的医生形形色色：官员、遭贬丢官而失去生活来源者、常年卖药而积累了开药经验的药铺伙计、在自己的行业不走运的画家和识字的村夫。这种现象在针灸师中尤其普遍，他们觉得用手里的刺针比用铁锹和别的什么更容易挣钱。政府从来没有颁布过特别规定来规范自由开业医生需具备的条件。由此看来，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当大量的劳动力都去从事手工业，他们的劳动得不到报酬时，有许多人愿意行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直以来，中国医生的地位不高，很多时候，医生无须执业资格即可开业行医，造成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这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缺乏管理。
塔塔林诺夫认为，因为行医赚钱比较容易，所以在中国医生的数量多。他写道："北京就可以证实中国有许多医生。走在北京任何大大小小的街道上，你会发现两旁有数十个不同颜色的挂在窗户上或房门上的招牌。有的上面写着医生的外号(指堂号)，有的上面有同行或患者送来的夸赞其医术的奉承性题词。在我们俄国栈房(指俄罗斯馆)所在的那条长0.25俄里街上，类似的招牌有九个之多。无需统计数字，这就足以证明北京医生之多。"这是罕见的关于北京医生数量的描述，这当然是与俄罗斯对比的结果。
对于医生诊所的外观，有如下描述：
"医生的宅门上总是挂着黑色或白色的带有各种镀金的、红色的、黑色的、蓝色的字样的招牌，上面写的不是医生的姓名，而是朋友或自己想出来的称赞性的名称。例如，念慈庵、静心堂等等，诸如此类。此乃中国习俗，只有在这种称赞性的绰号或名称下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人的住宅。" "医生们的招牌和字往往都是很大的，而且都挂在很远就能看到的地方。" 换句话说，医生的这些绰号(指堂号)代替了招牌。
"除了写有称赞性绰号的招牌之外，几乎每个医生的门前还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明他在太医院任职，内外兼治，男女老少皆治，或者是专治外科，专治内科，专治眼科，或专治儿科。有时还附带说明这里出售医生自制的、包治百病的药粉和药丸等。
"除了上面所说的招牌之外，有些医生家里的墙上还挂着'匾’——都是很大的、写有赞颂医生医术题词的木板，这是病愈的患者送来以示感激的。在匾中央的(匾长总是不少于一俄尺或二俄尺，宽半俄尺或一俄尺)漆成白色、黑色、浅蓝色或镀了金的地方，如果用的是整块木板而且木料上乘的话，就不加修饰，直接刻上如"料病如神"之类的题词。这种匾上的字通常都是金色的，或者染成浅蓝色和其他颜色。匾的右侧刻医生的姓名，而左侧是送匾的日期和送匾病人的姓名。这种匾是中国医生的最大财富，他们把它看做自己医术的公开而永久的见证，总是不遗余力地想得到它，并把它世代相传，也就成了后代的珍贵遗产。门前挂的匾越多，有关主人医术的传闻越是如雷贯耳，因此经常有人买或定做这种匾，尤其是那些匾很少或根本没有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指望着病人的数量随着匾的数量而增加。"
对于送匾的具体情况，也有生动描述：
"按理说这种风俗很好。但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舞弊之风的兴起，它已变得面目全非了，送匾给医生的这种习俗更是如此。
"送这种写有称赞性的、表示感激之辞的匾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隆重的，而且还有一定的仪式。匾总是用担架抬着(他们习惯叫轿)，前面是乐队和抬着象征某等官职的标志，这些标志现在已普遍用在婚礼、丧礼或这种送匾仪式等各种隆重的场合中。最后是用几张桌子抬着由绸缎、日用品、成衣和食品等组成的礼物。护送礼物的或者是赠匾人(以示对被赠者的无上敬意)，或者是赠匾人委托的人。在门口隆重地迎接完整个队伍之后，收匾人要体面地招待护送礼物的人和轿夫，并给他们赏钱。医生的这种匾挂在门口，而其他享受这种荣誉的人则把它挂在房子里尊贵的地方。送这种匾的隆重壮观程度由送匾人的富有和虚荣程度决定，而往往都是虚荣心占了上风！"
现在给医院或医生送锦旗应该是送匾习俗的变体，但是，送匾的这些场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已消失。
对于中国医生的行医方式也记叙得十分详细："中国医生行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病人自己到医生家里来看病，一种是医生应邀到病人家去出诊。后一种行医方式是一个医生总是为同一个家庭治病，约定了按年付钱。在自己家看病的医生每天指定固定的时间接待病人。这种情况下只收开药方(又叫"开方子" )的钱，因为到医生家里来看病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和做工的人，所以开药方收的钱总是最少的：10到30个铜板，从来不会超过50个，而且只有名医才能拿到这个价钱。为了不在酬金问题上麻烦自己和病人，医生们在接诊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定数量的用绳子串起来的铜板(钱)，每个病人一看即明应该付多少钱。把过脉、问过关于病情以及各种所需问题后，医生就开方子了。病人付过钱之后，便拿方子到最近的药铺去抓药。到医生家里来看病的人中从来不会有女人。小孩则会被领到医生、特别是儿科医生那里去。虽然酬金很少，但医术出名的医生在午饭前4到5个小时之内在家开方子就能有相当于我国5到10卢布银币的收入。" 可见当时看病是明码标价的，把串好的铜钱放在桌子上，即使不识字，也一目了然，这其中也包含了某种经营智慧，减少了医患矛盾。
他所描述的坐堂医生的出诊方式，应当是当时医疗活动中最常见和普通的场景，正因为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景象，对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而言，往往视而不见，在中国的医书和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相关描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场景已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自己也难以还原了。
关于医生到病人家中出诊的描述：
"医生到病人家里去出诊的费用由病人家到医生家的距离决定，通常在相当于50戈比到1或3卢布的银子之间，不管医生多有声名也不会再高了，除非病人非常富有，这时会商定治愈后的报酬，约为20到100卢布的银子。
"给到家里来出诊的医生付的钱大部分通常都是叫做'铜钱’的中国铜币，大小相当于我国的戈比，中间有窟窿以便绳子穿过，500个铜币串在一根绳子上，叫做吊，价值相当于我国的两个铜卢布。出诊结束后就把由远近决定的一定数量的吊钱放进医生的马车里。这叫做给'马钱’(即付车马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因为那时的医生都骑着马到病人家去出诊。
"有特定的地方(例如在清朝王公家)行医的所谓的年医，每月可以拿到相当于2到10个银卢布的钱，有时还会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定数量的俸米，但他们必须免费医治这家从老爷到最下等的下人中所有得病的人。除了在所有方面都模仿宫廷的满族王爷们外，其他中国人都没有雇佣常年家庭医生的习惯。
"无论病人情况如何，不管病情多么令人感兴趣，不接到再次邀请，中国医生一般不会去看望病人。只有那些拿了保证治愈的可观酬金的医生和那些在别人家里受雇领取年薪的医生可以随意探望自己的病人。为了减少找病人住宅的麻烦，可能接到再次邀请的医生在第一次诊治后就会在病人的家门上贴上写有自己荣誉称号的条子。在北京经常可以看到几个这种淡蓝色、红色及其它颜色彩纸的条子贴在一起，这是因为同一个病人一个接一个请了好几个医生。第二次请同一个医生来看病的情况很少见，连续请几次就更别提了。"
以上这些在中国一般的文献中少见记载。尤其是在病人家门上贴条子。这些描述也反映出医患之间的关系，显然，患者握有主动权，医生是被动的。
下面的记述在许多中医文献中可以见到："有时候，尤其是富有的人家，甚至会为一个病人请好几个医生，当然后请来的医生不会和前面请来的碰面。尤其病人情况危急时，更要这样做。每个医生有充分的自由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做出自己关于病情的判断，最后开方子，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与到他家距离相符的钱，即马钱(坐马车的钱)，到该去的地方去。一个医生走了之后，根据需要和病人财力的许可情况再一个接一个请。把几个医生所开的方子拿到一起比较，那些所列的药材更为相似的方子被认为是最好的和最有益的，于是就会按其中一个到药铺去取药。如果几个方子的共同之处甚少，或者只是某种药小部分相同，则会去算卦，哪个方子先掉下来，就按照哪个买药。要不就再找别的医生来比较他们开的方子。这是中国式的未经医生批准的会诊。"这种中国式的会诊最后的处置权掌握在患者或其家人手中。
5 太医院与太医
由于塔塔林诺夫所在的俄罗斯使团具有外交人员身份的性质，这与其他国家的来华传教士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他们容易与朝廷发生关系和交往。因此，塔塔林诺夫对太医院和太医了解也较深入，并给予较多关注，从太医的考试到太医院的编制、太医的官阶、朝服都有详细描述。
太医院考试："每个自由行医的医生都可以参加太医院的考试，不用提供任何关于他曾受过初等医学教育的证明。考试由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组成，都是些关于某种疾病的问题。回答笔试问题时需要写出一些类似论文的东西，一切都要引用官修医书《医宗金鉴》中的主要医学观点。考试成绩优秀者首先会被吸收为太医院的医生，然后，当宫里腾出空缺时，他就会得到走掉的那个人的位置，成为一名太医。这本来应该依律而为，但实际操作中，中国人不是这样做的，能否成为太医院的医生是靠钻营决定的，无须考试，只要有钱就行，而到皇帝身边去当差要提出请求和申请等。"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太医的职位虽微，但关系到皇家的健康问题，管理当严格。清代名医中，早期尚有编撰《医宗金鉴》的在朝太医，后期，除了几位外召的江南名医，在朝太医中几乎没有名医，是否与选拔腐败有关？
太医院的编制、太医的官阶、朝服："按照编制，北京的皇宫里应该有15名给皇室成员看病的医生，18名给皇宫里当差的人看病的医生。太医院总共有将近40名在职太医，30名左右候补太医。他们中级别最高的是五品官员，帽子上有一颗白色的透明小球，其次是六品官员，帽子上有个白色的不透明小球，级别最低的是九品官员，帽上是镀金小球。"
根据相关研究，清光绪朝太医院院使1人，级别最高，为5品，院判2人次之，为6品，御医15人，为7品，一般情况下，只有御医以上才有资格为皇室成员诊病。八品吏目、九品吏目各15人，以上可能是塔塔林诺夫所说的在职太医。另有医士30人，可能就是塔塔林诺夫所说的后补太医，可见塔塔林诺夫对太医人数和品级的记载基本准确。而关于太医朝服的记载则十分准确。
对于当太医的目的，塔塔林诺夫写到："但医生们似乎不太热衷于通过在宫里和太医院当差来进入贵族阶层。或许，薪水微薄，又完全没有其他财路，使得这些职位并不能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果说太医的称号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并不在于和这些称号联系在一起的官职和薪水，而在于获得在自家门口写上'某某太医’字样的权利。这些字不仅安慰了主人的自尊心，而且还会为他带来更多的求诊者" 。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清代太医很有价值。
6 农村医疗
对于当时中国的农村医疗，塔塔林诺夫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他的观察也很有意思："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农村妇女中没有像我国巫婆那样的女巫医。可能中国妇女足不出户的生活传统导致医术注定只是男人世界里的事。致力于中国医学奥秘，按照医术规则行医的农村医生往往也给牲口治病，而且也都会算吉日和凶日，会看建房造墓等用地的风水。"
"农村医生的劳动报酬与城市里的计算方法不同。这里的医生同时也是药铺主人，有必备药材(其中大部分是从附近山中收集而来的)，因此看病时只收药材钱，不收诊费。他们从来不开药方，而是自己准备好药，派人送到病人家中并嘱咐如何服用。大部分农村医生都是本村居民，他们中很少有从城市或别的村子来的医生。"
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即使在农村，也基本相信医生，而巫术没有多大市场，这一点在作者看来，比俄罗斯还进步。村医一身兼数职，尤其是兼药铺主人，显然适合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状况。
除上述内容外，他还对针灸师、眼科医生、牙医、卖狗皮膏药者等有详细记载。
综上所述，塔塔林诺夫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是，对一些他亲历场景和事实的描述，是有价值的，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人而言习以为常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尤其值得重视。
引用: 牛亚华. 19世纪中叶一个俄罗斯医生眼中的中医 [J] . 中华医史杂志,2019,49 (5): 31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