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不太幸福？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jiazuqiyezazhi）
作者： 王绍光
大概是在1998年，在一次耶鲁大学政治系的研讨会上，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罗伯特·莱恩说：“暂且不提其他国家，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当中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什么是幸福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不再被提及。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杰里米·边沁（1748年～1832年）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边沁认为，“避苦求乐” 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分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利己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1842年～1924年）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效用”（utility）所替代。 “效用”是一个经济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现代经济学词典》的定义，“效用”是“福利”和 “满足”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不过，“幸福”基本上已远离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 “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于是，幸福与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之前，心理学家关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话题；再往后，社会学发展出了生活质量研究这个分支，并把“幸福”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但到目前为止，幸福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们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概念难以被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在一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简直幸福死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不错，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
财富在增长 幸福却没有相应增长
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仍然是有意义的和有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考察人们的主观感受的问题是：“总的来说，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不太幸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收集相关的数据。
莱恩所著的《幸福的流失》整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年~1994年间，报告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特别是女性、青年、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越来越少。
在一些欧洲国家，尽管幸福指数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患抑郁症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报告称自己对婚姻、对工作、对经济状况、对居住环境感到“非常满意”的人数都在减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需要依赖药物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控制抑郁。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莱恩进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
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相关，而是曲线相关。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而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之内，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
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对幸福的购买力就会开始减弱。收入水平越高，这种购买力就越小，以致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莱恩在书中引用了19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鸟儿有巢，蜘蛛有网，人类有友谊。”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得他们能够凭借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莱恩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和谐、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若干项研究表明，朋友的数量比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她是否感到幸福。
什么让我们不幸福
按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市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人们的偏好，从而将“效用”和 “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莱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四个方面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普及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第一，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会使人不幸福。物质主义是指将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为什么物质主义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呢？首先，物质主义者往往更自私。在一项调查中，人们会被问及“你会如何花费一笔两万美元的横财”。结果表明，物质主义者花在自己身上的金额要比非物质主义者多两倍，愿意捐献给慈善机构、教堂的金额，或者花在家人、朋友身上的金额也比非物质主义者少。自私的人也许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们也许渴望亲情和友情，但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却更加强烈。
其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标”而不是“内在目标”。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外人、外力有关，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难以享受到自我满足的乐趣。再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结果满足” 而不是“过程满足”。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
最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满足的。得到一样新东西的快感马上就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所淹没。这四个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感或抑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
第二，市场并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阿瑟·塞西尔庇古说，金钱是市场用以衡量人的价值的准绳；富兰克·奈特（1885年～1972年）说，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那么他们自然与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既然他人只是自己赚钱所需利用的工具，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类人的出现，即他们交友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又想用赚的钱来买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铜臭玷污，亲情和友情就不复存在了。
亨利·梅因（1822年～1888年）在《古代法》中，斐迪南·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中都曾谈到市场经济是如何逐步瓦解传统的家庭、宗族和邻里关系的，如何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的。马克斯·韦伯则更加直截了当，他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说得最为透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第三，人们从劳动力市场很难感受到幸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他说的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失业还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哪怕没有遭遇失业，劳动力市场仍然可能给人们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比如说分工，从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却会导致去技能化，即是说，将有创意的生产过程变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别林的电影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种生产过程有多么摧残人。
第四，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人们必须付出的话，那么消费者市场则理应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地方。那么消费者市场能否给人们带来幸福呢？莱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据说是消费者的天堂，那里的购物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学的数量。在莱恩看来，消费也许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但要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东西却会使很多人面临“认知超载”，并挤占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度里，人际关系可能被买卖关系所取代，金钱可能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市场中必要的猜疑态度可能演化为人生态度。
莱恩在书中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
我认为，对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
（作者是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本文摘编自《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序言，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8年12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