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 数字经济驱动了高质量绿色发展吗？
编者按
本期分享一篇近期发表于JBR上关于数字经济的精彩文章。这篇文章采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作者们测算了城市数字经济，并构建了详细的实证框架，评估了数字经济对新兴经济体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对于从战略上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台发送“20220722”，即可获取原文献PDF版。
新兴经济体的创新：
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数字经济研究
文献来源：Ma, D. , Zhu, Q. (2022).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high-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摘要：
本文衡量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水平，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揭示数字经济的机制和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推动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创新是重要的中介机制。同时，它对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具有积极的非线性效应，但边际效应明显减弱。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城市、重点城市群和高水平城市的特定城市异质性效应和数字红利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此外，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在采用工具变量和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后，结论稳健。研究结果可为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和专业人士提供决策参考，以促进绿色发展。
1. 数字经济背景
近十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培育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20年主导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名义年增长率为3%。具体而言，美国和欧盟依靠领先的技术创新确立了数字经济的全球优势。然而，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立足于产业基础，完善数字经济的整体布局，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传统经济不同，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驱动力，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促进了生产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固有的 "绿色 "属性，如较低的边际成本、较低的资源消耗和较少的环境污染，与新发展的概念相一致。
虽然新一轮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利是可能的，但世界各国的资源约束越来越紧，这表明环境因素应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估框架。因此，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兼容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共识。
基于此，本研究涉及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数字经济是否推动了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其次，如果效果得到证实，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最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在其自身特点和空间区域上有什么不同？
2.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Tapscott（1995）提出，并演变出新的相关概念，如网络和电子商务。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技术核心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Teece, 2018）。它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虽然数字经济的影响已经被证实，但如何衡量数字经济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数字经济的测量研究大多是定性的；而对数字经济的定量测量一般可分为直接法（Chihiro等，2018）和对比法（Sidorov & Senchenko，2020），主要局限于省级和国家级（Pan等，2022）。然而，这些研究目前受到方法论困境的限制，既没有提出统计数据，也没有提出公认的指标体系来直接衡量数字经济。
已有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一些研究关注ICT（信息通信技术）或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和开放创新的影响，而其他研究则用更系统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第二，在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方面，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大多数研究只研究单一指标的影响，如互联网发展，但单一指标客观上无法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此外，一些研究仅限于省级层面的数据，对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还没有专门的研究。第三，多数研究关注整体效应，忽视了城市或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
3. 理论框架和假设
图1描述了我们的概念框架和假设。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利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直接有利于增强城市绿色发展的活力。
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ICT行业，通过挤占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企业的数字化也可以通过ICT的应用得到加强，从而提高IT使用和生产部门的生产力。与土地、能源等边际效应递减的传统红利相比，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引领绿色发展的新兴红利，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和污染减排的运行效率。
假设1：数字经济直接驱动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产业体系的构建。它的渗透和衍生效应可以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产生低能耗、低污染的新业态。
假设2a：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间接提升城市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可以促使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迫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迫使污染行业向环保和绿色创新发展。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加速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减排，减少了生产的负外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了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假设2b：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加速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城市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消耗大量的电力，增加碳排放，特别是与数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关。按照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预期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会产生非线性溢出效应，但边际效应可能会递减
假设3：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溢出效应，但边际效应可能会递减。
中国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各不相同，明显表现出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激励效应也会受到区域异质性的影响。此外，数字鸿沟的现象依然存在，使得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值得关注。
假设4：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异质性的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突破了以往经济活动的界限，促进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信息流动和跨时空互动，可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5：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
4. 实证研究
4.1 数据
本文采用2010年至2018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公报》和《中国信息产业年鉴》。部分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人工计算或线性插值获得。
4.2 变量
高质量绿色发展（Gtfp）是被解释变量。参照现有文献，我们采用GTFP，将环境因素纳入框架。我们借鉴现有研究构建了基于 "意外产出 "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GML指数来衡量GTFP。
数字经济（Del）既是解释变量又是门槛变量。现有的研究仅限于对互联网发展的测量或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我们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测量指数。
经检验，上述假设均成立。
5. 稳健性检查和内生性讨论
5.1 稳健性检查
首先，采用DDF-ML方法来衡量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将其作为替代解释变量。第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法衡量数字经济，作为替代解释变量。第三，采用量化回归模型来研究边际效应。
5.2 内生性讨论
（1）控制固定效应。GTFP较高的城市可能具有更大的数字经济优势，导致研究结果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减轻数字经济可能引起的宏观系统的变化，我们通过控制固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2）工具变量法。用1984年中国城市邮电局的历史数据来表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邮电局等基础设施的影响密不可分，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的前提。
5.3 进一步讨论-外生政策冲击
城市发展不断为中国经济增长引入新的动力，但它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可能深刻影响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我们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以评估数字经济是否推动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创新的场景和条件，为准自然实验提供合适的策略。
6.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方向
研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地推动高质量的城市绿色发展。它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改善高质量绿色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更强，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此外，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正的非线性溢出效应，但其边际效应是递减的。相反，不同城市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效应，东部城市、重点城市群和高水平城市的数字红利释放效率更高。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有效推进周边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为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实践经验。
本研究的结果产生了一些政策含义和建议。首先，政府应从战略上改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加强数字技术的应用。二是区域间仍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会削弱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最后，要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动态监测数字技术产生的潜在风险。
未来的研究可以努力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描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用最新的城市数据来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的影响。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考虑因素，更多的潜在机制，如环境监管和数字治理。
-供稿/编辑：张宇擎 | 审核：綦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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