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研究速递 | 抑郁是否影响创业退出？
抑郁是否影响创业退出
——来自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微观证据
文献来源：刘志阳,刘小童,刘姿含.抑郁是否影响创业退出—来自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微观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01(25):98-110
摘要：
作为创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退出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家、组织或宏观环境分析创业退出的原因，而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特别是抑郁在创业退出过程中的影响还没有深入发掘。作为特殊创业群体，农民创业者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扮演着内生发展的主体力量，但天然的弱势地位也让该群体隐匿许久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对创业退出的危害更加凸显。本文以中国农民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以抑郁程度度量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个体创业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创业退出行为受到自身抑郁状态的显著影响，并且表现出独特的本土情境特征。乡村家庭代际转移负担、宗族网络嵌入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影响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创业退出心理前因的研究成果，为针对本土农民群体的创业退出理论构建和特殊群体就业创业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引言
发展创业型经济是“打赢 21 世纪全球经济战争”的关键。随着国家“双创”活动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满怀理想与激情的个体投身创新创业大潮，逐渐成为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新力量。但与不断攀升的创业进入活动相对应，创业退出的比例也在增长。2019 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中国创业者的退出比例接近新创企业的 1/4 ；而在返乡的农民创业者中，创业退出率更是高达 9 成以上。①大量的创业退出本身是创业潮产生的正常孪生现象，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对就业岗位的稳定、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长期价值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正如《全球创业观察》中提到的，当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较多的创业进入与退出现象时，这些启动和停止可能是昂贵且具有破坏性的。
新创企业退出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然而，不论政府还是学界都更多关注创业的启动与成长，如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资源获取、团队构建等，有关创业退出的讨论则相对较少。Estrin 等指出，创业过程不仅仅包括创业进入和新创企业成长，还应包括创业退出。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现象，创业退出涉及创业者、创业团队、企业和市场多个维度 ；也涉及创业失败、多元化选择、有计划的退出战略等不同退出模式。根据 De Tienne 的定义，创业退出是私人控股公司创始人离开他们所创建的公司，从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和决策架构中退出的过程。至于人们为何会退出创业，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与创业学等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与经验分析。比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将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当创始人的技能无法再满足当前企业的发展需求时就会选择退出。Wennberg 等提出了具有概括意义的模型，认为影响创业者退出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包括了社会环境层面的宏观经济条件、产业结构与竞争性、文化与规范等制度，企业组织层面的成长潜力、财务业绩、合作伙伴等，以及创业者个体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网络。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人格特征、家族期望对其创业退出的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创业退出的过程非常复杂，学者们对创业退出现象的了解依然有限。目前，基于宏观环境和组织层面的退出前因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经营业绩表现，而针对创业者个体因素的研究则侧重家庭和自身特征，大多缺乏从心理层面对创业退出决策的成因进行详尽的剖析。此外，考虑到创业活动嵌入情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单一维度影响因素的解释效果十分有限，缺乏基于具体情境因素展开的多维度综合性分析。按照计划行为理论，意愿是行为产生最简单有效的预测指标，其受到个体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项前因变量的影响。创业活动主要涉及有意愿的计划行为，且无论是个体自身因素，还是外部环境也都会影响人们预期行为的表现。尤其是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对于人们认知过程具有显著的改变，创业者心理抑郁问题可能会经由感知前因变量作用于个体的创业退出意愿及行为，而创业活动嵌入的具体情境特征将决定着该影响的程度与效果。鉴于抑郁症状在创业者群体中的流行，Hessels 等首次将研究聚焦于创业者抑郁问题，发现抑郁状态的确可以预测创业者的退出行为。但对于抑郁会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程度导致创业者退出，该研究并未展开更深入的讨论。此外，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情境因素，特别是不同创业者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也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在中国，与城市中创业的知识精英们相比，农民创业者是一个庞大且极易被忽视的群体。中国当前在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 3100 万，而农民创业者在创业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超过了 71.5%。作为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核心力量，农民创业者在实现乡村振兴与包容性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对的是，天然的弱势地位让农民创业者隐匿许久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凸显，这些问题很难体现在统计数据中。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很多农民创业者拥有的资源和机会都非常有限，其创业活动因此十分脆弱，该群体很容易陷入焦虑甚至抑郁的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群，普遍较低的社保（特别是医保）水平又会让出现抑郁症状的农民创业者更多了一分惶恐与不安，并且他们往往也很难得到正规的心理救治与疏导。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农民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杀率也更高。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将会对农民创业者的心理稳态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可能会进一步改变他们对于维持创业活动的态度、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以及执行具体创业行为的难易程度，并最终对创业的持久性产生负面影响。
不同于其他学者以普通企业家、新创企业或产业以及宏观环境作为分析对象，本文首次将研究视角对准农民创业者这一社会边缘群体，从心理健康的独特视角出发，重点研究抑郁这一最普遍的心理疾病对农民创业者创业退出的影响。同时，围绕家庭—宗族—市场三个维度，分别探讨创业者自身年龄因素、宗族网络强度以及不同行业竞争水平在此影响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
1. 心理健康与创业退出心理健康是指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与之相对的，心理失常（Mental Disorders）是一种临床上显著的个体认知、情绪调节或行为的紊乱，反映了心理、生物或发育过程中潜在的功能障碍。这种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通常与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活动中遭受的痛苦有关。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划分，心理失常主要包括了多动症、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和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两种类型。现有文献大多只考察心理失常的某一方面，如 Wiklund 等发现多动症患者具有的易冲动、风险承担等特质可能对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个体抑郁症状和次优决策紧密相关。而考虑到普遍性及较高的发病率，本文的研究范围将聚焦于一般人群中更为常见的心理抑郁问题。
目前，有关创业者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心理学、经济学和职业健康的视角展开。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大都以受雇员工为起点，比较创业者与普通雇员工作属性的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创业者比普通员工面临更极端的工作条件，包括更高的工作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大的责任和工作强度。职业健康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证实，这类高强度的刺激作为压力源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同时指出创业者相对更孤独，较少得到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然而，新近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发现创业者普遍比员工更加健康；与普通员工相比，创业者更少感受到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以及生活压力。这或许与创业者拥有的高自主权或工作控制权有关，创业活动让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作的类型和内容，自由地组织、安排任务，从而减轻了任务带来的时间压力和紧张感。但 Baron 等则认为，创业者的身心健康状况可能不是其工作过程的直接结果，而是自我选择的反映。因为更为健康、更能抵抗压力的个体才会选择创业 ；相应地，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坚持创业活动。
除了对比创业者与普通员工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创业情景下心理健康对于个体行为以及创业活动本身的影响。正如资源保存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心理健康能够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拥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的创业者可以利用更多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来开展业务。Gielnik 等的研究表明，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家的创造力与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而保持积极情感状态的企业家也更倾向于长期导向的工作安排和部署，从而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未来资源的构建。这些发现揭示了心理健康作用于创业绩效的微观机制，总体而言，更快乐的企业家领导着业绩更好的企业。但也有一个例外，Cardon等的纵向研究显示，创业者的痛苦程度升高可以正向预测个人收入的增长，同时伴以更糟的身体健康状况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痛苦，特别是其与个体特质的心理资源相结合，能够诱发自身额外的努力和更好的表现。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以身心健康为代价的业绩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在关于创业退出的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企业家个体特征、组织层面或宏观环境等因素展开，对于创业者心理健康的探讨还相对较少。有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助于企业家坚持创业 ；Pollack 等认为，这种情况或许只适用于那些资源相对较少的创业者。而一项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更快乐”的老年企业家更可能推迟他们的退休计划。Hessels 等则基于澳大利亚全国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指出，心理抑郁会通过影响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作用于他们的退出行为。在自我效能理论看来，一个人能否完成某些任务的信念直接影响着他是否继续该项任务或行为。然而，也有研究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抑郁会降低人们成为创业者的概率 ；并且创业活动自身的灵活性及其对于某些特殊创造力的需求还可能会鼓励一些抑郁症患者成为企业家。这些有关心理健康，尤其是抑郁问题对于创业者行为决策影响的讨论和假设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考虑到我国农民创业者的边缘属性与其创业活动嵌入的独特情境特征，心理抑郁是否会直接导致该群体的创业退出行为，以及会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影响，都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
对于中国农民创业者来说，生存型创业仍是该群体的主导创业模式。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逐渐增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的替代，大量农民工被排挤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自主创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被动选择。因此，大部分农民创业者可能并不具备很强的内驱力和自选择过程，其创业活动的稳定性相对脆弱。同时，该群体创业退出的机会成本与转化成本也普遍较低，他们的创业活动多以个体工商户等自雇的形式出现。上述特征使我国农民创业者更容易产生创业退出行为，他们对于抑郁症状的反应很可能更加敏感。此外，从企业行为理论的文献看，现有研究大多源于个体层面，严格假定决策者拥有共同的偏好，并没有考虑到个体之间的差异。早期的创业理论也通常假定企业主是个体独立决策者，而忽略了他们嵌入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以及家族网络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事实上，创业退出决策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农民创业者抑郁与创业退出关系的考察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境特征。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在家庭生活中，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经济，这种伦理经济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家庭再生产的整体性目标。为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村家庭形成了代际分工、接力式城市化的生计安排，使得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创业者在进行退出决策时都会受到自身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血缘和亲情的拓展，中国农民还普遍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大都围绕着宗族关系展开，因而创业者嵌入宗族网络强度的差异可能也会带来抑郁对其创业退出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外部市场环境对于农民创业活动的冲击同样需要关注。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看，产业内由激烈竞争引发的“非理性”掠夺可以导致新创企业迅速地退出或灭亡。
2. 基本假设已有关注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员工的心理抑郁问题会降低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Hamilton等发现，抑郁症状将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并增加其失业风险。而对于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奋斗、直面各种挑战的乡村创业者来说，心理抑郁引致的身体机能下降、认知和行动障碍，可能会经由个体创业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的改变，促使他们产生退出创业的意愿及行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意愿或行为是由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项前因变量决定的。其中，态度指个人对于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这里既包含对退出创业活动的情感性评价，也包括理性的价值评估 ；主观规范指外界因素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即个体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他人或群体希望自己采取特定行为的感知 ；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执行某种行为的难易程度，反映个体对自身能否在某个领域有效完成任务、实现具体目标的信念。
首先，心理抑郁可能会使农民创业者产生对于创业活动的消极评价。一方面，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心理健康对于创业者充分应对挑战、逆境和压力以及成功实现经营目标至关重要。如果农民创业者出现由抑郁问题引致的身体机能减退，往往很难再应对创业活动所需的长时间工作和广泛的任务。另一方面，心理抑郁还会使人变得悲观并丧失对既往生活、工作的热忱和乐趣，都可能造成创业者对于创业活动的倦怠和消极感受。
其次，抑郁也会让农民创业者对自己产生负面的看法和评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个体感知行为控制的重新判断。在创业背景下，感知行为控制意味着创业者对其能够有效应对关乎创业成败的各种要求与挑战的信心，决定着个体的目标选择和指向目标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付出努力、面对逆境的坚持。具有高感知行为控制的农民创业者即使面对各种困难也会坚持完成任务，努力履行承诺，他们通常会把失败归咎于自身可控制的因素，而非各种外部条件 ；与之相较，低感知行为控制的个体则更有可能将挑战性的任务视为需要避免的威胁。同时，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还会对农民创业者的执行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如计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决策和记忆能力等。这些都可能会损坏他们的业绩表现，并在挫折中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感知行为控制水平，最终导致创业退出意愿与行为的产生。
此外，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出现抑郁症状的农民创业者往往也很难得到正规的心理救治与疏导 ；而普遍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又会让他们多了一分焦虑与不安，使该群体更容易做出创业退出的决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对于农民创业者抑郁与其退出行为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具体的情境因素。事实上，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在家庭生活中，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经济。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协作是农村家庭构成的重要节点，成员通过经济资源交换、技能传承，以实现家庭内部的权利分配与角色分工。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个体必须服从家庭再生产的整体性目标，通俗地来讲就是“过日子”。而不同年龄阶段农民创业者的退出行为也很可能会受到其家庭角色所规定的人生任务的影响。
如今，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财物都加速流出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均向城镇集中，农民对于进城定居和生活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尤其是“80 后”的新生代群体。在此过程中，中国农民家庭内部普遍形成了上一代支持下一代，代际接力式城镇化的生计安排。父代需要提供所需资金帮助子女进城求学、购房，从而为他们将来体面地融入城市生活打下基础。显然，这种代际转移模式客观上加重了父代的经济负担，使不同年龄层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较大差异。
从计划行为的视角看，不同年龄阶段农民创业者会因其家庭责任与角色分工的差异而对创业活动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抑郁对于个体创业态度的改变，并进一步作用于创业退出意愿。相较而言，青年创业者由于肩负较少的家庭责任，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更容易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当其出现抑郁症状时也更有可能选择退出自营职业 ；对于承担更多家庭重担和规范性压力的中年创业群体，创业活动一定程度上是其履行义务、实现家庭代际转移与阶层跨越的重要手段，基于此他们往往更加珍视这份事业并审慎地做出决策 ；而随着年龄增长，当创业者完成家庭责任，摆脱自身角色束缚后，他们又将获得较大的决策空间，此时抑郁对其创业退出的影响水平可能再次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宗族网络对于农民创业退出行为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农村，宗族文化作为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依然广泛存在，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以宗族关系为基础展开，并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构筑了农耕时代民间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宗族组织通过为其成员提供救助、养老等福利以弥补国家福利供给的不足，从而维护族内的团结与稳定。而在今日，强联系的宗族网络依然是农民进行风险分担和互惠互助的最主要渠道。已有研究显示，宗族网络构建的资本和规则放松了创业约束，为农民创业提供了一种隐形或非正式的风险分担 ；郭云南等发现，村庄发达的宗族组织可以替代新农合制度的保险效应，进而促进农民创业活动的开展。那么与此相对应，来自宗族网络的保障机制也可能会使遭受抑郁问题困扰的农民创业者更容易做出退出决策。
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宗族网络嵌入还会强化主观规范对于创业者退出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宗族内部形成的礼法文化会使创业者更加在意宗族成员对其行为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乡村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竞争体系，农民要通过参与村庄社会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乡村创业者而言，出人头地的观念深深植根在他们心中，并且该群体也十分渴望获得来自熟人社会的认可。然而，农民创业者所嵌入的乡土关系网络既是包容互助的，也是相互攀比的。当个体出现由抑郁引致的行动能力减弱、经营业绩下滑时，来自宗族网络的舆论压力往往会进一步加大他们的心理负担，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最后，农民创业活动能否持续还应考虑制度环境与产业竞争水平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直接影响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难易程度，进而关乎企业的绩效与成败。资源基础观认为，难以替代和模仿的关键性资源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而对于农民创业者来说，自身经验和知识相对匮乏，以及受到市场信息、资金等资源获取的限制，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更容易成为被掠夺的目标。由于存在这种竞争地位的差异，行业竞争程度引致的掠夺效应还可能被进一步放大。处于弱势地位的创业者一方面只能被动接受市场的变化，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份额被侵占的一方 ；另一方面，悬殊地位造成的信息壁垒，还会让他们难以预判行业中掠夺者对其实施的具体掠夺行为。
此外，面对有限的资源，企业间相互争夺以防止被淘汰或被捕食的动机强烈，但不同企业采取的相似行为会进一步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因此，高度的行业竞争水平将使农民创业者面对更大的威胁与风险。此时，企业业绩短期内的剧烈波动还可能加剧创业者的心理压力和他们对未来的负面预期。而对于陷入抑郁状态的创业者来说，想要积极、冷静地应对市场挑战已变得非常困难，苛刻的市场环境又会使其更加悲观。从这个意义上，激烈的行业竞争强化了心理抑郁对于农民创业者感知行为控制的负向影响，从而也将进一步提高该群体退出创业活动的概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1. 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覆盖了中国内地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外的25 个省 / 市 / 自治区。本文使用了 2014 年调查的成人库、儿童库、家庭库以及 2016 年成人库中的数据。依据研究内容，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2014 年成人库中具有农业户口、主要工作类型为“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 / 其他自雇”，在 2016 年也参与调查并能够清晰判别工作状态的个体。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处理，删除关键数据缺失和不合格的样本后，共得到有效样本 1552 个。
2. 变量设计与基本表现（1）被解释变量创业退出与否是一个二分变量，其中“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需要说明的是，2016 年的成人库中并未给出明确的测量题项，本文将按照以下步骤对创业者退出与否进行判断。首先，关注 2016 年数据库中对于2014 年工作的确认以及是否持续到当前的问项，若选择“是”，则意味着该创业者没有退出创业活动；选择“否”，则认为该被访者退出了此前的创业。此外，还有部分样本显示为“不适用”。对此，本文关注其 2016 年的工作状态，若为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则意味着被访者已经退出了 2014 年的创业活动 ；若为在业，就进一步观察其具体的工作类型，如果为受雇、自家农业生产等非创业状态，则将其视为退出了此前的创业活动。若主要工作类型依然为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或其他创业形式，那么本文会进一步观察这份工作的起始时间，如果开始时间是在 2014 年调查之前，则可以认为它是由 2014 年的创业活动延续而来，所以视为非退出者 ；若为 2014年以后开始的，则说明这项创业活动是被访者退出 2014年的创业后又重新再次进入的，因此本文依然将其视为 2014 年的创业退出者。
（2）解释变量对于创业者抑郁程度，CFPS2014 年的调查中采用了由美国流行病调查中心开发的抑郁症量表 CES-D 简化量表，对被访者抑郁症状进行测量。问卷要求被访者对最近一个月内出现的抑郁症状的频率进行自评。抑郁症状分别为 ：情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都不能振奋 ；精神紧张；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 ；认为生活没有意义。本文按照频率的高低对上述每一个问题进行 5 点计分，1 表示“从不”，5 表示“几乎每天”。然后，计算六个题项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抑郁心情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833，具有较高内部一致性。
（3）调节变量对于宗族网络强度的测量，章元等提出可以将亲属间的礼金往来作为宗族网络强度的测度指标，但礼金往来数目可能更多依赖于家庭的富裕程度或户主的性格特征等因素，这种测量因而会导致较严重的误差。另外一些研究则采用了宗族是否有祠堂、家谱 / 族谱以及参加宗族仪式活动等来度量宗族网络。然而，在CFPS 数据中，由于并未给出被访者具体姓氏且部分被访者的实际居住地也与家乡所在地并不一致，因此难以通过匹配村居数据库获得创业者家族祠堂等相关信息。综上，本文选取了创业者家庭问卷中，“过去 12 个月，您家是否参与家族祭祖 / 扫墓等活动”以及“您家与非同住亲戚之间的交往频繁度”两个指标来度量其宗族网络强度。一方面，与非同住亲戚之间的密切交往、联络是增进网络凝聚力的重要方法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祭祖 / 扫墓等宗族集体仪式、活动也会加强相互间的责任意识或宗族认同感。同时，统计结果表明二者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操作中，本文将高强度宗族网络界定为创业者在过去 12 个月中，能够与非同住亲戚保持经常交往（每月一次）或者参与家族祭祖 / 扫墓等活动，赋值为 1；否则，视为低强度宗族网络，赋值为 0。
而在行业竞争水平方面，现有文献提供了多种测量方法和指标，本文主要借鉴倪鹏途等、李涛等的研究，用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在其所在行业的占比来刻画市场竞争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行业管制水平越高或行业竞争水平越低。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所涉及的17 个行业，采取等分的方式生成虚拟变量，分别将高竞争组赋值为 1 和低竞争组赋值为 0。文中使用的行业层面数据来自 2008 年和 2013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此外，本文还尝试了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计在其所在行业的占比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两个指标。
（4）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创业者自评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吸烟、饮酒等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从而更为准确地估计心理抑郁本身对于创业者退出自营职业的影响；同时，引入了创业者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文化水平、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个数等一系列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在先前研究中被证明对创业退出有重要影响 ；还进一步控制了过去 12 个月创业者家庭总收入（元）与其创业地点。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 1，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2。（表1-2略，详见原文）
1. 基本回归结果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考察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3。由模型 1 可知，抑郁程度与创业退出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通过对非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转化，本文进一步得到了模型的边际效果值 0.056，说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抑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创业者退出自营职业的概率就会增加 5.6%。鉴于调查样本中农民创业者的整体退出比例约为 30.9%，退出概率的相对增加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可以认为，抑郁对于创业退出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假设 H1 成立。
此外，部分控制变量也显示了有意义的结果。总体而言，吸烟、嗜酒的农民创业者退出自营职业的可能性会显著升高 ；男性、已婚的农民创业者退出自营职业的可能性则会降低。而创业者年龄则与创业退出之间存在着 U 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创业者的退出概率先下降后升高。最后，家庭收入水平也会显著地负向影响该群体的退出选择。
然而，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经营业绩的下滑通常也会给创业者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并在一定条件下提高了个体抑郁水平。换言之，创业者抑郁程度加剧与其最终退出自营职业，可能都会由经营绩效恶化所导致，因而需要在回归方程中对经营绩效加以控制。参照先前研究，本文将以资产收益率（ROA）表征创业者经营绩效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由于有关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过去 12 个月税后净利润，以及经营总资产的题项出现在家庭问卷中，本文需要根据家庭代码对 2014 年的成人和家庭数据库进行匹配，最终获得了 803 个样本的经营绩效指标。模型 2 显示了该样本组的回归分析结果，在引入资产净利润率（Net Profit Rate）后，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的正向预测效果依然显著，说明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也再一次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2. 抑郁程度与创业退出的多类别回归结果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区分了与抑郁相关的四种退出类型，即从创业转向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受雇就业以及再创业。由表 4 中的回归结果可知，抑郁程度分别与失业、受雇就业、再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类型退出的回归系数略有不同，失业退出的概率相对增加值最高，转向受雇就业的则较低。另外，抑郁程度对于再创业退出方式的正向影响是一个有趣的结果。现有研究多将连续创业者的退出视为完成某个创业项目后的主动选择，从这点来看，抑郁对连续创业者退出行为的影响应不显著。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与农民自身的就业特征有关。事实上，自雇就业形式在农民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受制于有限的选择，一些因抑郁状态而被动退出的农民创业者很可能会在康复后再次进行创业。最后，抑郁程度对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调查样本中，受访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主要包括年纪大、残疾 / 疾病、照顾家庭等，使得抑郁程度对于该组别创业者行为的解释力大大降低。整体来看，抑郁与具有非自愿特征的退出途径存在更强的相关关系，再次印证了其对于创业活动的不利影响。（表4略，详见原文）
3. 不同年龄区间的回归结果为检验当前家庭代际分工模式赋予不同年龄层农民创业者的不同责任，以及由此引致的抑郁对其创业退出决策的影响差异，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 35 岁以下、35-49 岁以及 50 岁及以上三组，并对每个年龄组分别进行回归。表 5 显示了各组别具体的回归结果。（表5略，详见原文）
从表 5 看到，在 35 岁以下和 50 岁及以上的两组中，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抑郁程度对于中间年龄组（35-49 岁）是否退出的预测作用则并不显著。这说明青年和老年创业者更容易受到抑郁的影响而选择退出自营职业 ；相较之下，由于背负着更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中年创业者退出与否便不再明显地受到自身抑郁状态的影响。因此，假设H2 得到验证。
此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35-49 岁创业者抑郁程度的均值又是三组中最高的，因而对于负重前行的中年人群，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应引起全社会的关爱和重视。
4. 宗族网络强度调节机制的回归结果表 6 显示了宗族网络强度对于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与创业退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模型 2 可知，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创业者嵌入的宗族网络强度能显著强化抑郁对其创业退出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嵌入在高强度宗族网络的创业者抑郁程度升高更有可能导致其退出自营职业 ；反之，嵌入在弱连接的宗族网络中，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的预测作用将会减弱。因此，假设 H3 也得到验证。（表6略，详见原文）
5. 行业竞争调节机制的回归结果表 7 显示了行业竞争水平对于抑郁和创业退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模型 2可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竞争水平可以强化抑郁对其创业退出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高竞争行业中，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升高更有可能导致其退出自营职业 ；反之，在低竞争行业中，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预测作用将会减弱。因此，假设 H4 成立。（表7略，详见原文）
该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民群体创业活动的平台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分割的市场，如今乡村市场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分割走向统一。因此，农民创业者的命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其自身创业活动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6. 稳健性检验本文在上述回归分析中考虑了包括前人所忽略的经营绩效等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并且采取跨期的研究设计，较好地规避了由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同时，科学抽样和成熟量表的使用也尽量避免了关键变量测量误差的产生。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内生性风险已得到较好的控制。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变量和研究方法上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首先，本文从宗族组织区域差异的视角进一步检验了创业者嵌入的宗族网络对其心理抑郁与退出自营职业关系的影响。从中国不同区域来看，因为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的差异，不同区域村庄的宗族组织发展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后，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对于中国不同地区基层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同程度冲击，使得以血缘为基础的村庄成员之间的关系状况和行动能力在区域间进一步分化。对此，贺雪峰按照宗族组织由强至弱，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以及长江流域（包括西南、东北地区的农村）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三类。对于本文研究的农民创业者来说，其来自的区域不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所嵌入的宗族网络强度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按其所在省份分为南方、北方和长江流域三部分并且分别进行回归，从而再次检验宗族网络强度的调节机制。
具体来看，划归为南方团结型村庄的省份及自治区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北方分裂型村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长江流域（包括西南、东北地区）分散型村庄则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上海、浙江、云南、贵州、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两省由于在地理上同时跨越两个或三个区域，难以归类，所包含的样本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并未引入。此外，分组过程中本文还剔除了 16 个户口所在地为其他省份的创业者。表 8 显示了模型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表8略，详见原文）
从回归结果来看，华南地区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通过回归系数转化可得，模型的边际效果为 0.148，说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抑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创业者退出自营职业的概率会增加 14.8%。同样，华北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也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由转化后的边际效果可知，每一单位抑郁程度升高，退出的概率仅增加 5.9%。而对于长江流域地区的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可以看到，随着区域宗族组织由强至弱，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影响效果也发生着同方向的变化。因此，宗族网络强度对于抑郁和创业退出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得到再次验证。
其次，本文还重新选取了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计在其所在行业的占比来刻画行业竞争水平。与先前研究一致，该指标仍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回归方程。从结果可以看到，新的行业竞争指标引入后，其与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并且方向保持不变。因此，行业竞争水平仍然正向调节农民创业者的抑郁程度与其创业退出之间的作用关系（限于篇幅，结果略去备索）。
本文还尝试了另外一种广为使用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但由于细分行业相关数据的缺失，使可得的 HHI 指数较少，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回归结果显著性水平降低。未来可以在补充行业数据后，就市场结构对创业退出的影响做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鉴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分变量，本文在之前的分析中使用了离散变量 Logit 模型。Williams 指出，在 Logit 模型中两个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的解释可能有别于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因此，本文又分别尝试了简单最小二乘法 OLS 和 Probit 模型进行比较，之前的结论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非常稳健的。
创业退出是创业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创业者只有在完成退出后才算真正结束了一段创业历程。但现有研究大都假定创业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创业退出行为因而并未引起学者们太多的关注。对此，本文以中国农民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个体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的影响，并且考察了哪些因素会在此过程中起到调节效应，从而加速或缓冲该群体的创业退出决策。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创业者的抑郁程度与其未来的退出概率正相关，并且在控制了上一年的经营绩效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进一步区分创业者退出后的职业状态可以发现，对于那些因自愿或非自愿因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创业者，其前期抑郁状态的预测作用将不再显著。这一发现与 Hessels 等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创业者的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本文发现，中国农民独特的就业环境会使抑郁与连续创业者的退出行为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经营绩效的可能影响，这是对现有研究结论可靠性的一个有力补充。第二，在不同年龄组别中，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35 岁以下和 50 岁及以上的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 35-49 岁的创业者中，上述影响则并不显著。说明相较于中年创业者，青年和老年农民创业者更容易受到心理抑郁的影响而选择退出创业活动。第三，宗族网络强度会正向调节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影响。与宗族网络强度较低的创业者相比，嵌入在高强度宗族网络中的农民创业者更容易因其抑郁程度升高而退出自营职业。第四，所处行业内较高的竞争水平也会强化农民创业者抑郁程度对其创业退出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由于普遍处于弱势地位，高度的行业竞争会使农民创业者面临更大的威胁与风险，此时抑郁状态对于创业活动的伤害也将进一步放大，从而提高他们退出创业活动的概率。
本文结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抑郁与创业退出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不同于其他学者以普通企业家、新创企业或产业以及宏观环境作为分析对象，本文首次将研究视角对准农民创业者这一社会边缘群体，并且基于现阶段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情境特征，从农民创业者心理抑郁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有关创业退出的多元动机模型，不仅从心理层面揭示了创业退出的成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有关创业退出前因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把“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元，将家庭伦理观引入农民创业者创业退出行为的研究中，实证分析了当前代际接力式城镇化进程中，中年人群负重前行的真实状态，这是对伦理理论在实际决策情境中的应用和检验，具有一定的新意。再次，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非正式宗族组织对于农民实施创业活动以及新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高强度的宗族网络嵌入还可以强化创业者抑郁程度对于创业退出的正向影响。该结论不仅显示了宗族网络通过风险分担对组织成员参与经济活动具有的保障机制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和攀比文化对个体心理健康及其行为后果存在的潜在伤害和负面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理解乡土社会中的宗族网络和宗族文化，对于未来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本文还发现，行业竞争水平也能够强化抑郁对农民创业者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说明如今乡村市场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分割走向统一，农民创业者的命运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该研究结论拓展了以往对于农民创业活动市场边界的认知和理解。
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政府在支持和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同时还应关注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心理抑郁对其创业退出产生的不利影响。考虑到他们作为社会边缘人群抑郁症状的易感性，以及对接现代市场体系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政府部门应该为农民创业者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项目培训和心理辅导，并为相关救助计划创造更多的政策激励。此外，还可以制定专门政策，提升该群体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险）水平，从而帮助陷入抑郁的农民创业者增加生存机会，保障他们更好的发挥自身潜能。
本研究未来仍有拓展空间 ：第一，由于研究的着眼点和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关注到创业企业的组织背景因素（如企业规模、年龄等）。一般而言，小组织比大组织更有可能受到企业家抑郁状态的影响 ；同时，随着企业年龄和困难经历的增多，也可能会降低创业者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创业者心理抑郁如何与企业层面其他特征相互作用。第二，对于一些农民创业者来说，改变自身社会处境、实现阶层跨越是其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动机，这种向上流动的期望，特别是当其与现实产生落差时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与退出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关注。该问题的有效解答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这一特殊群体创业退出心理机制的理解，未来可以在补充相关数据后，就该机制展开深入的研究。第三，抑郁人群与创业活动的匹配问题也应成为深化研究的方向，由于创业活动自身的灵活性及其对于某些特殊创造力的需求可能会鼓励部分抑郁症患者成为企业家。未来需要深入了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创业活动是他们合适的职业选择，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会产生个体与环境的匹配。第四，研究结论对于非农创业者群体的适用性和相关扶助措施的效果评估也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略，详见原文。
文章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