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大商帮”早已成为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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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选自《在商言商？》片段
作者｜伍继延
历史上，在农业文明时代文明兴起了一些商帮，代表就是晋商和徽商。后来，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凑十全十美，所以就有人总结出了明清十大商帮，这十大商帮这农业文明时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随着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中国传统的商帮及商人都面临新的挑战，多多少少都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所有的商帮都消失了。随着农业文明的终结，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记忆。
回顾帝国主义全球化扩张开始的时候，我们传统的所谓十大商帮纷纷溃不成军。在欧洲以海洋霸权扩张的“疯狂时代”，只有民族英雄郑成功能够应对挑战，通过他强大的驾驭海洋的力量，来迎战远道而来的荷兰侵略者。研究发现，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实际上就是当时闽商的领袖，他拥有一个庞大的闽商集团，控制了福建出发到日本的海上贸易。而当荷兰的扩张，侵犯到他们家族、集团以及国家利益的时候，能够成功地应对，最后解决了问题，将荷兰人赶走。
在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时代，连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民间经济组织都不能注册，各种民间社会组织更不可能登记注册。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把经济权利还给老百姓，还给经济组织，20世纪80年代只有个体户，到90年代初民营企业才开始准予登记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把人的社会权利还给人，还给社会组织。商会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把这些社会组织发展起来，通过NGO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自治与自律。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都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个时代全球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全球是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化”，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商帮必然会消亡。新兴的商帮该不该死？我个人认为一样会“安乐死”。因为新的时代商帮出现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尊重地域文化、不尊重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对自己的根、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又促使我们发展方面，企业家和地方政府达到了高度一致。地方政府需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企业家要找到自己的发展地盘，找到一个抱团的理由，新十大商帮也就是自然而然地走上历史舞台。
新十大商帮的建设，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地域文化的复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的今天，商帮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这些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的各大商帮，如何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以共同发展？
新兴商帮主要是基于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但是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地域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呢？钱锺书先生曾经讲过，他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他讲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野蛮扩张过程中，能够站起来挑战的，中国只有这“三个半人”。创建太平天国的广西人洪秀全，开创“中华民国”的广东人孙中山，还有结束军阀割据的浙江人蒋介石，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湖南人毛泽东，这几个人相对来说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地方影响最大。一是广粤地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二是长江三角洲，这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火车头；三是湖南，这里为中国近现代史输送了大量经纶治世之才。”
中国古老的地域文化，经过两千年大一统的体制消磨，特别是从唐朝开始科举取士之后，实际上精英文化对地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迫，中国上层的精英文化是一致的孔夫子的文化，到宋明理学兴起后更是如此。而商人更多是起于草莽，所以在这种传统社会空间下，商人更多体现了地域乡土文化的特点。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更多的是在一个产业链和商圈中开展自己的实际经营活动，地域商户发展逐渐感受到一种局限，而行业商会更具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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