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益资本论原创视频，自然之友理事张伯驹原声讲解，专业解读COP15对公益领域带来的变化。
撰文/视频制作 庄子
10月12日，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领导人峰会上表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同日，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依靠特有的壮丽景色，“国家公园”的概念在社交媒体上收获大量关注，成了本次COP15一大亮点。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生物多样性的议题。早于1992年6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向所有的国家开放签署。中国于6月11日签署了这份公约，成为最先签署的国家之一。缔约国分别在2002年、2010年制定了未来十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并在当年的会议上回顾了过去的成员国行动与目标达成情况。但问题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世界范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可谓相当不顺。2010年世界各国在日本爱知县订下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也称为“爱知目标”，2020到期，其时20个行动目标，无一完全实现，其中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是续订理想主义的行动目标，还是回到经济发展优先的实用主义老路？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十字路口。 ✪ 图，名古屋宣言中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五大战略目标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在“一切照旧”的情景设想下，生物多样性继续降低的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50年及以后，因为土地和海洋用途变化、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造成如此趋势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人口增长和技术发展。这对世界欠发达地区人民、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尤其不利，因为他们的生活福祉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从全球层面看是失败的，目标不清晰是首要原因。”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分析说。纵观20个爱知目标，除目标11及目标15外，几乎没有提出明确的数值要求，在地区或者具体执行时，更是缺少具体衡量的指标，也就无法问责、履约，更难获取相应的资金支持。而保尔森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Terry Townshend认为，“爱知目标”进展缓慢，也源于这些目标主要在环保行业内部小范围推进，没能引起更多国家领导人层面的重视，政策、资金等支持力度不足，因此无法有效落实。例如，10年前的爱知目标列表中，排序第一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2020年，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回顾时，对本项目标的评估为：取得进展，但尚未实现。“在COP15会议之前，生物多样性以及其关联的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等议题一直是相对比较小众的。”资深环保公益人、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理事张伯驹评价道，“它们得到的重视程度、资源，尤其是社会关注度并不高。”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次，世界各国把目光放在了会议主办国中国的身上，期待会议为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一个脚踏实地的战略目标；参会代表也期待在中国的行动中，为制定环保政策找到借鉴的模式。
随着201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中国在2016~2018年间已陆续在本次五个国家公园所在地，组建成立公园管理局并开始公园体制试点。可见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新的保护模式的探索并非是“应付作业”。在昆明1500公里外的福建北部，新设立的武夷山国家规划总面积1001.41平方公里，面积约等于北京大兴区。在园区内共记录国家级重点保护物种、CITES附录物种及受威胁物种115种，黑麂、黄腹角雉等9种列入一级保护，还有210.7平方公里的原生性森林植被未遭人为破坏。有一个264户的小村庄——南源岭村，村子在五年间实现了易地生态搬迁、产业升级、生态完整保护的转型。武夷山市兴田镇南源岭村书记胡德清介绍：“南源岭村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31家，在2019年，全村接待游客27.8万人次，旅游收入3600万元。”和以往在国道、乡道上能看见的“自然保护区”标识不一样，国家公园代表了一种新的自然保护地形式。“过往大家对保护地的概念是：很碎片化地东有一块、西有一块，里面除了工作人员就没有别人了。”资深环保公益人、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理事张伯驹说：“国家公园就是要去寻找人和野生动物、水系、植被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
这是一种兼具了自然保护与人居、经济的新模式。
在议题主流化方面，本次会议亦起到了积极作用。在COP15期间，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多次对会议、昆明宣言、国家公园，以多样的媒体形式进行报道。周深、朱一龙、王一博等头部艺人也以形象大使、主题曲演唱等方式参与到议题推广中。帮助生物多样性议题在公众间主流化，是本次会议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而主流化议题的尝试，不仅需要正经、严肃的科普，也需要下沉，接地气的舆论场互动。在某社交网络中，#COP15话题总计阅读量为9.3亿次，多次登上热搜榜，影响力数据超越同期热映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4亿次。主要的讨论除了关注官方媒体报导外，主要还集中于野生动物、自然景观的萌、美，以及参与会议的流量艺人的粉丝之间。但在依赖用户主动搜索的百度引擎上，两个关键词的数据差距依然很大。10月13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昆明宣言”。作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产出，昆明宣言并没有在开篇强调具体的生态保护目标，而是希望通过“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在2022年召开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各缔约国针对框架还会开展新一轮艰苦的谈判，以确定更多关于框架的细节。目前，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只对外公布了草案。除此以外，“昆明宣言”亦包含另外17个承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从17项承诺的文本上多出现了“制定”“加强”等字眼来看，“昆明宣言”实际上也是在为第二阶段的磋商谈判奠定基础。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中，为人们展现了多方面的维度措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所需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求人类在众多活动中大幅改变“一切照旧”的做法。为此，“昆明宣言”也再次回顾了2050年的生物多样性愿景，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接下来的30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到：“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昆明宣言’从一个全球性的宣言变为各国制定政策的参照，只有各国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路径纳入国家政策或决策之中，宣言才不会落空。”结语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一个长期的公众教育过程
正如联合国官方网站上所表述：《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基础概念有时候很难向政治家和普通大众传达。关于如何使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还是极少有公众参与讨论。
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需要一个长期的公众教育过程，以带来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转变，让社会为保持可持续性所需的改变做好准备。
生物多样性大会秘书处执行秘书特别顾问卡特琳娜·圣塔玛利亚强调说：只有全社会参与，才可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