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房涛：做社会治理创新的“柔性引擎”
善达网策划的《公益十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专题报道，计划采访业内知名基金会秘书长，请他们聊聊对中国公益这十年的思考。本期采访嘉宾为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
人物简介：房涛 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副理事长。曾两度获“中国慈善百人”、“责任中国慈善公益人物”等殊荣。
采访时间：2018年1月17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慈善会（中民时代广场B座3楼）
全文约11000字，阅读预计10分钟，建议先收藏再阅读。
“《财富的归宿》一下子击中了我”
马广志：你从2007年7月开始担任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是中国公益十年发展史的见证者。
房涛：进入公益领域，到现在近十一年了，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公益事件，其中许多还是关系到行业发展方向的事情。比如汶川大地震，郭美美事件，《慈善法》出台等。
马广志：你原来一直在企业工作，怎么会进入到公益领域？
房涛：2004年我参与创建了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并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经常外出交流学习。有一次，我出差到香港，他们介绍说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不是企业，而是赛马会、汇丰银行、香港政府、香港社团总会，当时听了蛮震憾的。因为在大陆多年的认知是，政府才是最有影响力的。
还有就是，2007年的一天，我偶然读到资中筠先生的《财富的归宿》，这本书一下子击中了我，甚至颠覆了我之前的人生观和财富观。
马广志：这本书是2006年出版的，当时全国还都在讨论如何发财致富。资先生通过这本书是要告诉人们，除了发财致富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社会更趋于和谐的公益性事业。
房涛：是的。当时我就想，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多企业高管或者是企业家。对这个城市而言，多一个或少一个企业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个城市却需要更多人去做公益慈善。我考虑自己是不是要做些改变了。
马广志：巧合的是，深圳市慈善会这一年也刚好做出改革决定，要在社会上遴选一个秘书长。
房涛：开始，我还是很犹豫的，因为商业联合会发展态势非常好。后来，重要领导找我谈了三次话，我自己也像海绵一样前后调研学习了足足两个月。领导的改革创新精神和我自己对慈善全球发展态势的理解，促成了我在2007年7月正式成为一名全职慈善工作者，担任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
马广志： 当时更多的精英选择在仕途和商界发展，而你选择了一个更讲奉献与付出的行业。
房涛：2007年投身公益，还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我的家人、朋友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觉得我应该在商圈打拼，积累更坚实的基础。还有的甚至认为，我怎么会有资格做慈善呢？那一般都是腰缠万贯上了年纪的富翁才会去做的。
但我不这样认为。当时，我就笃信，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人们对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多的人会转向对爱、尊重、自我实现以致超越自我等诉求的满足，而慈善公益是实现这种诉求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马广志：时间证明了你的选择是对的。从10年前人们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做公益，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也参与到了慈善行业中来。
房涛：10年前的慈善事业，更多的还是政府在唱独脚戏，而现在的慈善事业已经转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富人捐赠数额越来越大，像曹德旺、牛根生、马云、马化腾等都是运作以亿为单位的基金会或慈善信托来做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公益事业深入人心，更多的公众已参与进来。
马广志：做公益对家庭有什么影响吗？
房涛：现在微信QQ无间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间精力很少能分配到家人。女儿小宝总是报怨我把自己“捐”掉了。但我们之间并没有隔阂，而是跟好朋友一样沟通。
女儿现在初三，比较关注的是海绵城市的建设，还成立了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她认为海绵城市可以让深圳变得更美好，人与水，水与城能和谐共处。还有一次，在与一名白血病儿童沟通后，她难过了一下午。她认识到小孩子应该健康饮食，不能经常喝饮料，那样可能一时快乐却害了一生。她觉得应该用慈善的办法告知更多小孩。
“工作过程中我如履薄冰”
马广志：现在来看，无论是你个人还是深圳市慈善会，都获得了包括政府、公益领域在内的很多人的认可。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房涛：“公益领域的成功者”也不尽然吧。扎根公益十余年，我可能比别人更热爱更勤奋一些。也特别感谢市民政局，给予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能更直接地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并能把所学所想用于更多的公益创新。深圳市慈善会至今捐资超30亿元，成为深圳市捐赠主渠道，这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是这座城市和时代使然，我深以为荣。
马广志：深圳市慈善会在业内有哪些成绩？
房涛：一是，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团队在两个月时间里组织了70多场慈善公益专项活动，捐赠超过10.75亿，这在当时全国慈善会系统中排名第一，深圳市慈善会获得了“中华慈善奖”。
二是，2008年首创冠名基金模式，推动以冠名基金作为企业战略慈善的载体，确定涵盖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等领域的“大慈善”方向，将经济领域优秀成果和商业效率引入社会服务，这领先于《慈善法》出台9年。我们现有冠名基金220多个，筹资规模超3.52亿元，这也成为我们常态捐赠的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2014年起我们就在全国首创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孵化和规范发展，筹资虽不多，但意义重大，它推动了社区治理创新，尝试基层协商民主的可能性。
第四，2017年初深圳市慈善会体制机制改革提出第三条路，探索中国慈善会系统社会化可行路径。机构由此分别荣获了全市五大创新社会组织和十佳公益组织奖。
第五，2017的99公益日，取得了全国慈善会系统第一名的好成绩，链接了45万人次、148个公益项目、捐赠近3400万元，充分表现了我们拥抱互联网+的思维和行动力。
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全球瞩目的样本。但相比于深圳经济上成就，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建设还是块短板。
马广志：所以你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就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和措施？
房涛：职责所在吧。我是每年政协提案的高产户，提了很多有关慈善立法、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社会力量推动教育改革、慈善信托、社会工作教育、养老等等方面诸多政协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新定位，再出发。一方面，要呼吁党和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需要组织和行业更加努力精进，“有为才有位”。
在工作过程中，我比较有危机意识，如履薄冰。一是国内公益市场日新月异，不创新不改革就可能被淘汰；二是环境和生态不够成熟，认知不够科学理性，信任度包容性不够，规则不明，人才不足，一不留神就会“创新”变“闯祸”，从巅峰到谷底，一步之遥。
马广志：当年发生的“25名员工平均年薪为10.9万元”争议事件，你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承受着来自社会的质疑。
房涛：当时质疑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但我们在第一时间迅速作出了回应，很坦诚地向媒体讲清楚了相关情况，当时深圳新招录的七级（本科）执法类公务员入职月薪就是7800元，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待遇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教会我们：最重要的是“及时回应”和“真实面对”。
马广志：在公众普遍意识中，慈善组织员工薪酬普遍应该偏低，所以这件事才引发关注。但现在十年过去了，公众的这种认知好像并未改变多少。
房涛：一方面，公众要求慈善组织摈弃传统的“做好人好事”，要像IT企业擅用互联网+，要像上市公司做财报，像金融机构懂理财；另一方面，公众又希望慈善组织工作者是奉献型的或低薪楷模。这样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和公益组织从业人员对很多事情的不同频、不理解和不认同。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环境优化和认知升级需要一个过程。
社会化、职业化是公益事业未来的一个趋势，这需要慈善组织要有更好的人力资源结构，靠使命、价值观、品牌影响力和有前景的生涯规划规划吸引人才。我相信越来越多人不认为专职做公益的人一定要生活拮据、低薪且工作强度大、够苦逼够献身。目前，公益人力资源匮乏的瓶颈问题已是行业共识。
马广志：秘书长对一家慈善组织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你认为，一个合格的秘书长需要怎样的特质？
房涛：最好是有理解政府的视角和能力、有企业家创业精神、有对话商业的敏锐、有社会组织的使命感和有效组织行动力。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奔跑”
马广志：随着《慈善法》的出台，我国慈善事业进入了发展快车道。这也为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房涛：如果有生之年我还选择继续在这个行业的话，只能是勇于变革，珍惜每一天。必须不停地奔跑，不能留在原地。整个行业都在快起来，所有的维度都在快起来，这是现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奔跑。
马广志：近年来，秘书长里出现一些年轻的脸庞，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
房涛：年轻人是我们未来事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他们有想法，创新意识更强。正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来，这个领域才更加有希望，也才会生机盎然。我们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年轻一代要清晰使命、思考定位，时刻想着机构存在的价值，或到底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慈善而慈善。在机构运营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我认为能够支撑渡过难关的东西是信念，必须对正在做的事有信心、眼睛里有光芒，必须坚信所做的事会为社会进步创造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秘书长成熟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马广志：中国现在有6000多家基金会，但这方面的人才还是很匮乏，这是很多地方及公益机构面临的一个“痛点”。
房涛：我国现在整个社会建设领域都缺人。以深圳为例，政府在经济科技人才的引进方面是花了大力气的，给钱、给房等各种激励政策，但在社会建设领域人才的顶层设计和财政投入却做得很不够。
我在去年的一份政协提案中就提到：人才，是社会建设的主体，是保障社会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政府，应把社会建设人才全面纳入到全市人才发展战略，让他们能共享深圳对人才的各种激励政策。今年我又提了，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就是要以当年经济改革的勇气和魄力，真正的五位一体顶层设计来构筑整个社会建设，而人才是整个社会建设的撬动点，也是核心环节。
社会服务体系构建，离不开人、项目、组织和资本四个要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有了人才，才会有项目，进而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再吸引和撬动社会资本，提高社会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
马广志：公益行业人才的问题，光靠政府恐怕解决不了吧。
房涛：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在讲“五位一体”，在社会服务领域加大投入，这是政府的份内之事。
当然，社会组织也要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形成新的人才机制。现在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很多企业基金会的成立，很多企业家乃至于以政府官员，重新设计人生和职业规划，转身投入到公益中来。这有助于整个公益人才生态的构建。
马广志：在人才建设方面，深圳市慈善会有什么举措？
房涛：显然， 我们不可能像企业基金会那样，在人员待遇上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但是，我们换届后体制内外员工能做到同工同酬，机构长期规划和薪酬待遇大幅提升，平台大机会多，社会创新共同体分工合作也非常值得期待。未来，我们希望借助理事会的支持，参照《基金会工作人员素质能力库1.0》的要求提升组织整体能力。对了，我们招人哦，拜托推荐哈。
“公益领域需要解放思想”
马广志：2017年3月28日，深圳市慈善会开始改革，希望在传统官办组织和草根社会组织之外，探索出一条结合两者优势的“第三条道路”。如何理解这个“第三条道路”？
房涛：就是去行政化而又未完全社会化的一种模式。具体来说，深圳市民政局由行政管控责任转变为业务主管单位，主要进行行业监管和公共服务，对重大事项严格把关，同时派驻监事会会长，慈善会作为独立法人单位，人、财和事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回头来看，这种“嵌入式管理模式” 兼顾了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指导和重大慈善行为的监管，又释放了慈善组织的活力，更便捷回应社会和公众诉求。
马广志：为什么要推动这样一场改革？
房涛：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慈善法》亟需落实，党政机关退出社会组织决策机制，慈善会要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另一个是慈善组织和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以后，深圳市慈善会就由原来政府部门主导的官办组织，定位为“具有广泛动员能力及社会影响力的、立足价值倡导和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深圳枢纽型慈善组织”。
马广志：我注意到，早在你上任之初，慈善会就确立了与企业积极互动，从“化缘慈善”到“公益经营”的发展路线。
房涛：简单来说，“化缘”就是要钱嘛。“公益经营”，实际上是主动公益，不再被动“等钱上门”。基于这个理念，我们需要走出去跟企业家、商业平台组织、金融机构打交道，吸引他们参与进来，通过战略慈善、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等方式实现公益的自我造血。
马广志：这实际上是一种“公益市场化”的理念，到现在公益圈还在争论“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
房涛：这其实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公益如此多元多彩，没必要整齐划一。深圳民营经济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因为企业从来没给自己划框，创新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有思辨才有进步，公益圈需要解放思想，要搞清楚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求同，亦能存异。
马广志：这好像也是公益圈一个不好的风气，凡事都想争出个所以然来。
房涛：不忘初心、使命优先是公益第一要素。而从方法论来讲，哪个创业企业不是千军万马中杀出一血路来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创造不了什么综合价值，是公益机构就一定有持续存在的必然性吗？！
创新、专业、有效、共享、合作，这种精神是不分商业和公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创业精神和勤勉付出，没有与时俱进的变革，再有心有情，也未必有可持续发展。
马广志：这的确是公益需要面对和反思的。
房涛：我经常跟企业家朋友座谈，他们好多人认为公益是小众的。更多的需求问题，是通过商业来满足的。所以，不要总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即使在美国，公益也是个小众行业。
踏下心来做真做透做强，真正能够在社会进步或人类发展过程中有力量，自然会被尊重，被认可。
马广志：其实，这些年你一直在尝试将市场的方法引入公益领域。
房涛：公益市场化首先要打破的是公益的“小圈子”。做公益，不仅只是慈善组织的事情，还需要有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协同参与。政府掌握政策，企业手有资源，慈善组织擅长发现问题、策划执行，把他们聚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做公益。
市场的方法，其实就是改革创新的方法；改革创新，同样是慈善事业的根本出路和主流。如何不忘初心，又能科学有效配置慈善资源，是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所在。就深圳市慈善会而言，无论是创设冠名基金、构建DAF捐赠人建议基金服务体系，参与创设中慈联社会救助委员会救助体系，还是进行社区基金（会）培育、开展公益星火计划，以及去年的 “第三条道路”转型，都是这种改革理念结下的果子。
马广志：我发现自2007年你上任以来，“改革”一词一直是你工作的主旋律。你是2012年组建慈善基金会的支持者，是2014年社区基金会转型的力推者之一，也是市慈善会专域精耕于社区发展、教育创新、健康福祉、公益金融几大板块的研究者和倡导人。
房涛：其实，从2007年公开向社会招募秘书长，慈善会本身就释放出机构转轨的改革信号，我不过是顺应了这种趋势而已。
马广志：你看上去永远那么精神抖擞，充满激情，不累吗？
房涛：有时候身体觉得累，尤其是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但心里始终有憧憬。我感恩生命中的这段经历，我想我会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的。再说，能够坚定不懈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幸福。
“公益金融可呈现指数效应”
马广志：深圳市慈善会的中国公益金融人才培育计划，是国内目前第一个实践这个方向的慈善组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房涛：传统的慈善，还只停在捐款捐物上面，这只能呈现线性效用。公益金融，却可以呈现指数效应，将金融领域的方法、智慧服务于慈善公益的有效性。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们2016年实施了中国公益金融人才培育计划。
公益金融，广义上来说包括慈善信托、公益信贷、公益创投、公益众筹、影响力投资等等。我们非常希望与成熟的金融机构去合作，共同开发新的业务类别。这些机构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成熟的团队和创新部门去研发这样的产品。这样，我们能够共同推向市场，并反馈迭代。
马广志：公益星火计划曾赢得了深圳公益和社会创新 “黄埔军校”的美誉。
房涛：公益，只有善于运用商业模式和核心金融资源，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资源配置，才能更加优化，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
这个计划就是培养一批这样的社会创新领袖。自2012年始，公益星火设计了跨界培育、企业家社会创新、教育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科技公益等多个社会领先议题和孵化实验，300多位学员实现社会资源对接超过5.1亿元。
英美的投资界普遍认为财富最终是要往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方向去的，并认为公益金融在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上作用巨大。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公益金融构筑起了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了义利并举。这个，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马广志：你因此还参与撰写了一本书《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影响很大。
房涛：那是2014年，跟梁宇东和朱小斌教授合写的，是中国第一本有系统地检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马蔚华先生以其权威金融成就和公益理念，不遗余力地推动影响力投资。我们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尤其在中国企业家和商界的未来发展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社会影响力投资，正席卷全球并形成新的社会热点。但现在来看，我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投资市场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中国公众难以接受做慈善的同时还获得经济收益，这种现状一定程度上使影响力投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还未针对影响力投资有明确的解读，名不正则言不顺，企业的投入就不那么积极。
马广志：深圳市慈善会在影响力投资上有什么举措？
房涛：一是，2014年始与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的合作，研创为社会组织提供免担保免抵押的低息贷款“融益贷”，并获得了深圳市的创新奖。2018年开始，我们又在慈善咨询领域开始合作“慈善顾问”项目，为银行高净值客户提供慈善解决方案。
二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公益金融人才培育计划；
三是，我们参与在福田区启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生态圈的建设。通过社会影响力债券设计，我们对扶贫、医改、养老和社会救助等几个领域的项目进行优化升级。2017年初，我们与福田团委联发了一个青年交友小规模影响力债券，正向着具备发行有可行性、实效性和示范性扶贫影响力债券而努力。
马广志：早在2014年，你就在深圳市两会提交了《关于推动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公益信托试点城市的提案》。结果2016年《慈善法》对慈善信托设立专门章节。你怎么看？
房涛：非常兴奋！这也让我更加相信，公益金融符合中国公益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发展相对成熟的深圳，公益金融将迎来最好的机会。
当今公益事业遇到瓶颈，有一个很大因素归结于资金短缺、资源有限。要突破这一局面，将公益与金融相结合，以金融工具的高效性推动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是行之有效的。
但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慈善信托产品。开始，我对额度有点挑剔，感觉少于3000万就没必要做。其实，当时有人24万也做，100万也做，把流程做好了，未来才有可能做到1000万，甚至更大；还有就是人才问题，我们团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致总是有想法，却落实不了；这些都是需要我反思总结的。
马广志：除了没有推出一个慈善信托产品外，其他还有什么遗憾？
房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与时俱进地打造出一个让公众耳熟能详的真正关照到受益人改变的项目来。但是，我们一直在这方面正在努力，对“外来建设者关爱基金”、“雏鹰展翅计划”等几个传统品牌项目升级换代，也在优质教育、健康福祉战略版块研发新的有持续作为和有规模投资的社会创新项目。
马广志：“劳务工关爱基金”2007的就启动了，这也是全国第一个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益项目。
房涛：是，这个项目多次获中华慈善奖和百姓最受欢迎奖，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福彩公益金，在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方面做得很不够。今年5月20日，我们策划了“520，爱深圳”公益活动，倡导关爱来深建设者的生活本身，进行了社会化参与总动员，开始逐渐呈现我理想状态的优质项目的生机。
“未来更多的是战略性慈善”
马广志：除了公益金融，您还力倡“慈善会转型为社区基金会”，为什么要推动转型“社区基金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房涛：2012年，我随中国基金会领袖代表团在美国交流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明显地感觉到， 深圳市慈善会应该变身为类似美国波士顿基金会的社区基金会。回国后，我就开始尝试推动机构的转型。恰逢其时，市民政局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特别是在2014年的3月出台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将社区基金会注册资金从200万元降至100万元，突破了公益基金不允许社区冠名的限制，大大降低了社区基金会成立的门槛。我们抓住这次机会，在全国率先开展深圳市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孵化和运营监管等工作，支持探索社区基金会的创设和持续发展，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和慈善资源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社区基金会的核心是“三本”，即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解决本地问题。它可以多元化地满足老百姓参与公共服务和管理，有利于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截至目前，深圳市慈善会共培育孵化了46家社区基金和社区基金会。
马广志：冠名基金模式是深圳市慈善会首创，它为企业慈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现在看来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慈善还停留在扶危济困的“小慈善”阶段。
房涛：我们的冠名基金启动时在2008年，已经涉及到医疗、教育、科技、环保、艺术、心理等14个不同的类别，针对不同需求提供慈善规划。2016年《慈善法》提出“大慈善”的理念，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慈善会更要以落实《慈善法》为契机，聚焦精准帮扶、健康促进、教育创新、社区发展四个战略版块，和互联网+、公益金融两大创新手段。
马广志：这么多的冠名基金，是否在监管上带来一定的压力？
房涛：压力肯定有。我们也在不断调整和修改其管理办法。冠名基金，是深圳市慈善会比较骄傲的，也是国内各慈善组织学习交流比较多的一个板块。
首先，它为企业慈善方式的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是企业与慈善的双赢善举。它既是动员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慈善公益的有效形式，又对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提高知名度、诚信度和美誉度，展示公益形象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它通过培育和孵化这些基金，推动有可能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再次，它也带动了更多的人来参与公益。
目前，我会有220多个企业冠名基金，如果每家每年搞5场活动，就1100多场次活动，每场按影响100人算，就形成一定的传播和参与规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联合劝募的实践。
马广志： 几年前你就提出，慈善不应停留在“一个透明公开的点钞机”的功能，而应该是“播种机”和“发动机”。怎么理解？
房涛：“点钞机”是慈善组织的基本功能之一，它需要公开透明，这可以提升机构的公信力。为什么提“播种机”和“发动机”呢？就是要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慈善，还要做有效能的慈善项目，要做价值创造，变被动为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传播先进理念至关重要。
我们的“冠名基金”就是很好的“播种机”。很多企业刚开始做慈善时，可能存在项目不清晰、资金、人才没到位等问题，冠名基金这个大家庭可以给它提供很多助力， 可以让企业摆脱繁琐的找场地、验资、注册登记等手续，以“门槛最低、速度最快”的方式进入公益慈善领域。实际上，它也成为非公募基金会早期天然的孵化器。
现在，我们在做一种创新尝试，探索通过慈善咨询定制服务，引导不少冠名基金把慈善融入到企业战略中，慈善理念贯穿产品研发、人力资源、运营、品牌等全过程，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赢。
马广志：其实，这也是“催化式慈善”的实践。自2012年起，你就一直在推动这一理念的落地。
房涛：传统的慈善方式是有局限的，比如对多数捐赠者而言，做慈善就是考虑决定通过哪家机构，给他们多少钱，要干成什么事情，这就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所有责任都委托给这家机构。而实际上，一家机构是比较难具备规模化解决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的能力的。这是传统的慈善方式的局限。
2012年我去美国学习，发现当地的慈善运作方式跟我们的不一样。比如像波士顿社区基金会，它把几家组织整合在一起，发挥各自特长共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这种“催化式慈善”包括培训、孵化、学习、共享，在项目的培育孵化和团队建设方面，也能够得到拥有共同使命的捐赠人或组织的支持，寻找到一个很好的支持系统。
从美国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推动“催化式慈善”，未来不是一次性的捐助，更多的是战略性慈善，这也是慈善意识觉醒的必然。
“公益启蒙没有终点”
马广志：在你看来，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公益元年，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房涛：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结果。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的话，公众恐怕难以有这样的热情投入和捐赠能力。地震后，人们通过捐钱捐物和志愿行动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参与的一种姿态，这是很重要的。社会有难，我有责任贡献一份力量，它的这种公益启蒙力量是巨大的。
马广志：这场灾难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热情,也使国内一批公益组织迅速组建并成长起来! 称得上是一场公益的“启蒙运动”。
房涛：是的。它让整个社会对慈善公益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有了更高的期许。但现在看来，这种启蒙还在路上，它是没有终点的。
去年发生的“罗尔”、“一元购画”“同一天生日”等网络捐赠事件，都可算是公益启蒙的一部分。一方面，科技改变公益，使人人便捷参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网络捐赠也时常伴随着诸多质疑和不确定性，这是行业发展的阵痛，但也会让公众认知愈加理性和成熟。
马广志：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你认为中国公益这10年最大的的变化是什么？
房涛：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这十年，中国公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出台了一些重大法律法规理论和研究更加进步并发声，越来越多的企业基金会成立，从业者和志愿者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越来越成熟，互联网公益方式越来越来越先进，公众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等等。
马广志：2011年，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国内慈善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今天回头来看，你如何看“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
房涛：“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索，是两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公众捐款捐物献爱心，想知道自己的爱心流向何处；而红十字会作为百年公益机构，信息披露达不到公众内心要求，机构定位和危机应对也有必要反思。这个行业是一损俱损，面临很严峻的挑战。它对公益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但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迟早会有这样的历练和洗礼的。也正是基于“郭美美事件”的发生，深圳市慈善会等推动改革，通过体制机制不断的完善和优化，来推动组织的社会化、规范化建设。
马广志：除了郭美美事件，这10年间也出现了其他很多影响公益未来发展的事件，比如深圳罗尔事件、腾讯99公益日、同一天生日、两光之争等等，你认为哪个事件的影响最为深远？
房涛：我觉得是腾讯99公益日。与其他事件相比，99公益日更加面对未来，站在更大的格局上看，腾讯公益奉献出来的不只是配捐的3个亿，更是培养了中国60多万家非营利组织的筹款、项目设计、发动社会参与等能力。通过这3天的洗礼，整个慈善行业紧密链接1200多万公众，在共同面对“参与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上将发挥更多的作用。
未来，不只是项目设计，而是整个公益行业只有主动沐浴变革的洗礼，中国公益才能走出一条接地气的新路。
马广志：中国公益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地方比较遗憾。你觉得10年在中国公益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被忽视或者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未来10年应该去弥补的？
房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培育社会对现代公益的认知，在更多的人心中种下慈善的种子，陪伴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方面，慈善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投资人类共同未来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无论政策、环境、慈善市场还是公益教育，时不我待。
马广志：对于未来中国公益的发展，你怎么看？
房涛：首先，慈善不再单单是扶贫济困的问题，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柔性引擎。原来，我们一谈到社会治理，总是讲“管制”和“管控”，但实际上应该是社会建设的一种形态，服务是更好的治理。
其次，原来我讲的慈善是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这也是我2009年政协提案的内容，当时大家还认为很新鲜。现在来看，慈善不只是财富分配的问题了，而是促进整体社会要素的分配，包括技术、人才、资源、营销、品牌和资本等等。
第三，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吃饱穿暖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人们就一定会向着“实现人生价值”的阶梯上一步步迈进，通过慈善使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得到升华。
因此，我觉得未来中国慈善事业肯定会蓬勃发展，而且工具和手段也会越来越创新。现在来看，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等现在不都已经开始风声水起了吗？
马广志：最后请分享一下，你下一个10年的个人规划。
房涛：一方面，慈善是自有它的魅力，爱心是我终身事业，也是一门专业、一种艺术，我会乐此不疲；另一方面，我应该会逐渐退出一线，去乐于慈善教育吧。这个舞台，应该让给更多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比我更有勃发生机和好奇心、诚挚的热爱和行动力，以慈善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任何行业的十年都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在公益行业，不管你是什么岗位的人，我相信在十年的奋斗中，你肯定有非比寻常的经历，我们欢迎你给善达君留言，说出公益十年中，你感受最深的一件事！
推荐阅读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胡广华：正视“管理费”背后的公益命题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秦国英：公益生态建设要突破“圈子”局限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彭翔：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个“杂家”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刘洲鸿：整个社会的公益文化还远未形成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 王平：“见物不见人”是公益领域的GDP主义